张贤亮——

我要清高一天都活不下去

晚报记者 张改华

《一亿六》内容简介:

靠废品收购走入城市，后成为商界巨子的男主人公王草根收购了一家医院，为的是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可是他的精子都是死精，需要借种生子。优生专家刘主任意外发现，有个年轻人“一亿六”，竟然拥有高度活跃的一亿六千万的精子。最后各方人马为这个优异的“人种”展开了一场争夺与保卫战……

一个俊男和三个性格迥异女人的情感纠葛波澜起伏，形形色色的人生巨变勾勒了一幅当代社会的风情画。

我顶多就是个丐帮首领

2002年还是2001年，有记者采访我，看我开一辆宝马7，就说我是中国作家首富。我只好调侃一下，说中国作家普遍清贫，而我顶多就是个丐帮首领。

记者：你现在写作完全电脑化了。打字速度很快吧？

张：对。我是中国第一批用电脑写作的作家。

记者：那你平时也上QQ之类的聊天工具吗？

张：我不上QQ，就像一亿六说的，“不上QQ，无聊的人才上”。

记者：你经常逛论坛吗？您在新浪开有博客，但不经常更新。

张：不逛论坛，我有什么就直接写在小说里了。现在的网络也很低俗化，你说，如果要说张贤亮写了一本《一亿六》，那肯定没有什么点击率，你要说张贤亮闹出个绯闻，点击率不超过500万才怪呢。

记者：80后作家的书看不看？

张：没有看过。我有句话引起了好大麻烦，就是我说过“我的作品80后写不出来”。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一个73岁的人和一个37的人说“人生如梦”，肯定有很大的差别。黑格尔有句话叫“80岁的人和18岁的人说人生如梦，肯定有更深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并没有看不起80后。结果媒体只登我的上半句，把后半句省略掉了。

记者：确实，很多人都对您是作家首富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网上都说您是中国作家首富，开宝马7，穿戴名牌。

张：唉，你叫我怎么说呢？2002年还是2001年，有记者采访我，看我开一辆宝马7，就说我是中国作家首富。我只好调侃一下，说中国作家普遍清贫，而我顶多就是个丐帮首领。

穿衣服、用东西我比较讲究，但都是家里人给我准备的，也不是我自己去买的。名牌是体现一个人身份的标志，我不愿意穿也不行啊。

记者：作家、商人，还曾经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么多的身份，您更看重哪一个？

张：哪个都不看重，最看重是我这个人。说我成功，那就是说我这个人没白活。

记者：您是作为作家成功还是商人成功？

张：都成功，这我敢说。这也作为是我们低俗社会的一个现象，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其实就是看他有没有钱嘛。你说我不愿意清高吗？我要清高我一天都活不下去。为啥呢？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个传统叫“士可杀不可辱”，可是现在网上一天到晚骂我，说我是狗杂种，要枪毙我，说我不是右派分子，是坏分子。好，你说我是坏分子，又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还按坏分子论处呢？现在人活着，不仅脸皮要厚，全身的皮肤都要厚起来才能活下去。我怎么能清高得起来？我要清高起来，除非跑到深山里头去，像白毛女那样生活。

书中的国学家，和文怀沙没有任何关系

“最初写小老头的时候，想让小老头在陆姐身上丑态百出，结果他又不服从我了，表现得有情有义，还成了陆姐的恩人。”

记者：书中写到有一个嫖娼的小老头国学家，看到这里，再结合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李辉骂文怀沙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您是在影射文怀沙，是否如此？

张：这个小老头和文怀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写这个小老头的初衷是想讽刺一下现在的国学热。最近几年，中国一下子冒出来好多国学家，而我认为，中国自五四以后就没有什么国学家了，尤其经过解放后的思想改造运动，直到“文革”，国学在中国基本绝迹。

最初写小老头的时候，想让小老头在陆姐身上丑态百出，结果他又不服从我了，表现得有情有义，还成了陆姐的恩人。文怀沙的事情是2月份才出的，那时候我的小说都发表了。所以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现在的整个价值体系建立在‘钱’上，就是王草根说的‘你这个人值得不值得，最后还是要用钱来衡量’。”

记者：您经常健身吗？感觉你精力很旺盛。

张：你想我劳改劳动这么多年，身体能不好嘛！

记者：您劳改一共有多少年？

张：21年吧，1958年到1979年。我有十八九年都没有袜子穿，没有裤衩、内衣穿，非常苦的，在工厂里干最累最苦的活儿，那时候我都能熬过来。我们过的生活是你们年轻人都无法想象的。而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那段历史，也是我忧虑的地方。有年轻人不知道“四人帮”是谁，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

记者：劳改的经历不正是您丰富的创作源泉吗？

张：我宁愿不要这样的创作源泉。哈哈。

二百伍这个人物是怎么出来的？就是1960年我从劳改农场跑出来，扒火车跑到兰州，那时兰州火车站很多盲流，简直是一个乞丐王国，惨不忍睹。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儿，瘦得皮包骨头，就为了一个茶杯盖大小的饼子，让小女儿去卖淫。可是那时候谁都饿，没人掏钱买，结果那个父亲就把女儿带到一个货车隐蔽的地方，让别人摸。我那年24岁，看得惊心动魄，泪流满面。我将来都要把这些写到小说里。

所以有人问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我回答有一本是《定西孤儿院纪事》。很多人都以为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乱七八糟的事情，以前人们都道德高尚，一片光明，错了。

为什么我要把一亿六的姐姐陆姐和王草根写为成功人士，就是想给他们多一些同情，社会应该给他们一个出路，可是他们必须要用这样或那样的不正常手段，这就反映了我们当今社会的无序化，正常的游戏规则没有建立起来。身边的人也告诉我，说现在网上很多人在骂我，说我没有对低俗的现象进行批判，但小说不附带批判任务，我没办法解决问题，我就是让人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严重低俗化倾向。我们设立了很多高标准的道德模范人物，却没有告诉老百姓道德底限在哪里，没有告诉老百姓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是什么。

记者：缺乏某种信仰？

张：是啊，我们现在的整个价值体系建立在“钱”上，刚才你问我哪种更成功，其实不也就是王草根说的“你这个人值得不值得，最后还是要用钱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