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春融(河南省老艺术家协会理事、郑州老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商都艺苑》杂志编委)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他人的影响。在我7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对你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郑州晚报。是晚报把我引向新闻写作之路……

晚报是我新闻写作的启蒙老师

56年前的1953年，我只有17岁，在郑州市贸易公司工作。一个初夏的上午，公司经理周斗三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小廉同志，今天叫你来有个任务，公司有个营业员韩金章，表现突出，你可以给报社写个新闻稿宣传宣传。”我说：“写稿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知咋写，再说啥叫‘新闻’我现在还弄不懂，要是写个黑板报还差不多。”周斗三经理鼓励我说：“人生都有第一回，怕啥，不会就学。”

就这样，我怀着既陌生又好奇的心情，看着报纸上别人写的文章，我照葫芦画瓢写了一篇《优秀营业员韩金章》。当时，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鼓足勇气到裴昌庙街给《郑州日报》（后改为晚报）送稿。接待我的是记者兼编辑王槐茂。他看了稿子说：“事件不错，先进人物也是当前宣传重点，只是写得有点空，记着写人物要用事实说话。这样吧，稿子你先放我这儿，晚上我再细看一遍，明天给你回话。”

谁知第二天，王槐茂同志亲自骑车到单位找我，并在纸上给我提出三条修改意见，让我修改后尽快送到报社。根据槐茂同志的指点，当晚我对稿子进行了修改，后又送到报社。槐茂同志看后高兴地说：“大有进步。但有些用语还不够准确，稿子结构还需要调整一下。这样吧，稿子留下，我再拾掇拾掇，你把心放到肚里好了。”

第二天上午，公司正在召开参加物资交流会的筹备会议，批发部的老袁高兴地拿张报纸走进门说：“快来看，小廉写的稿子在《郑州日报》上登出来了。”大伙争着要看。这时，公司经理周斗三说：“这样吧，大家不要争了，让小廉给大家读读不是都听到了。”

我当时就像做梦一样，拿着报纸读着稿子，读着读着眼泪流出来了，王槐茂同志将700多字的稿子改动了一半还多，而只署了我自己的名字。当我把他如何给我改稿、手把手教我学写新闻的事告诉大家后，周斗三经理也很感动。

在王槐茂同志的指点下，我陆续在《郑州日报》上发表了《收购员刘宗文》、《孙德春老头》、《星期六的晚上》……后来，我的笔头又涉足到副刊。虽然都书信来往，但当时的业余作者，都把《郑州晚报》当成神圣的新闻、文学殿堂。

1963年12月下旬，我寄给晚报一篇小说《继母》，引起了副刊部主任郑蓝云的重视。他曾两次骑车顶风冒雪到商业厅找我商量修改稿子的事。他说：“这篇小说选材不错，写出了两代人的革命真情。如果将人物性格刻画得再鲜明一点，语言再朴实一点，它的分量就会更重，在你的原稿上我已写了几处修改意见，望你在一周时间改好。这回你就不要寄了，下周一我正好来市里参加会议，顺便捎走。”

周一上午，蓝云同志准时来了。没过几天，小说《继母》就在1964年1月26日《郑州晚报》的“星期文艺”版上发表了。

我打电话感谢郑蓝云同志。他说：“‘感谢’两字不能提，报社和作者的关系是鱼水关系，只要创作出好作品，报社、作者、读者都高兴。”

前几年，蓝云同志驾鹤西去，但给人们留下更多的怀念。的确，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晚报称通讯员是“第一线记者”

1981年，《郑州晚报》复刊后，我和刘建勋、时仲省等成为第一批特约通讯员。群工部就成了通讯员的“娘家”，对特约通讯员进行填表登记，颁发了特约通讯员采访证。为指导和提高通讯员的写作能力，鼓励通讯员多写稿、写好稿，报社每年都要召开通讯员年会，请专家学者讲课，通讯员在会上介绍写作经验和体会，在通讯员的报道稿件中，评出一、二、三等奖好新闻，总编辑、副总编辑到会为获奖者颁奖。对每年完成新闻报道任务的通讯员，年年都赠阅一份《郑州晚报》。这些措施调动了广大通讯员的积极性。

报社编辑部非常尊重通讯员的劳动，最令我难忘的是晚报在国棉三厂召开的那次年会，召集人是晚报副总编辑聂敏华。会议刚开始，敏华同志就点我的名字：“廉春融来了没有？”我说：“来了。”“站起来，让大家看看谁是廉春融。你每月发稿率比我们的记者还多，介绍介绍你写稿的门道。”

“要说门道，我只有一条：别的同志下班、放假去打牌、下棋、逛街、看孩子，我是不忘自己采访的小本子，晚上熬夜爬格子。”

“好，春融同志说得实在，代表了广大通讯员的心声。出色完成新闻报道任务的不是春融自己，我们有一批特约通讯员都非常勤奋。据群工部提供数据，90%以上通讯员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每年通讯员的发稿量占晚报版面的60%。所以我经常给报社同志讲，通讯员就是第一线的记者，掌握有第一手资料，最有发言权，是群众办报的顶梁柱。”接着，敏华同志还向大家通报了晚报要上彩版，办星期刊，希望通讯员对晚报一如既往，大力支持。

晚报组织特约通讯员到港澳采访

为了捕捉更多有价值的好新闻，许多通讯员牺牲了星期天、节假日，经常骑自行车风雨无阻去采访。就拿我自己来说，连续10多年都没有歇过一个完整的春节。记得1993年的春节，应晚报财贸部约稿，去了解市场供应情况，初一动笔，初二写成，当天送到报社。天寒地冻，我感冒了，心脏病也复发了，可我硬挺着把稿件送到编辑任升平手中。升平同志激动地说：“这文章真是及时雨啊！”文章初三见了报，可我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三天没起床。事后，晚报领导知道了，又派人到单位来慰问我。

从1953年到1998年，我在《郑州晚报》上发稿已突破千篇。晚报为了表彰我和刘建勋、时仲省、鲍家栋、时和畅、赵琦等6位年过花甲的通讯员对晚报的贡献，曾在1999年5月18日的晚报上，以“老骥伏枥志不移 笔耕不辍夕阳红”的大标题，对我们6人进行了专题报道。

2000年10月23日至27日，郑州晚报又组织通讯员异地采访，专程访问了澳门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并采访了当地的风土人情。2000年11月10日的《郑州晚报》上，还发表了我与时仲省合写的《异地采风港澳行》。

那次的异地采访，体现了郑州晚报对通讯员这支队伍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办报方针的身体力行，体现了对通讯员既使用又培养的传统。

郑州晚报，我忘不了您对通讯员的那份真情……

那一年

由郑州晚报引起……

那一年晚报刊登了一篇连载文章《我只养你到十八岁》，我便把它收集完订好包上皮儿送给了女儿。从此《我只养你到十八岁》成了我家的口头禅，每当女儿学习稍有差错或者懈怠时，我就用这句口头禅时时提醒她、敲敲她。有一次女儿又犯了一个小错儿，不等我开口，她自己却气急败坏喊道：“我只养你到十八”，我和她同时都笑了起来。这个小书后来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我想一定是女儿对它痛心切齿做了手脚。如今，令我无法想起是哪年刊登的。

2004年7月23日，晚报刊登了由刘墉的儿子刘轩写的《叛逆年代》连载文章。这次截然不同，女儿自己动手从报上小心剪下，收集完毕订好，又动手设计了一个跟黑板报似的封面，上面女儿画了一个王子和公主，又贴了几张自己喜爱的明星照，用美术字写上：加入叛逆地带吧！不做“乖猫”做“好猫”，我们孩子的地盘我们做主，王子、公主也叛逆，明星们也叛逆，我也跟着叛逆！嘻嘻。这都是在封面不同的位置写着，中间则用作者刘轩文章开头的话语写道：自己想做的，常是家长、老师不让我们做的。愈不让我们做，我们愈要做！因为我们进入了叛逆的年代……女儿喜爱此书，但我的老母亲对此颇有微词：小小年纪要叛逆，自己想干啥就干啥，记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2004年8月7日，晚报又刊载了余秋雨著的《借我一生》，女儿积极地帮我把文章收集齐装订好，包了一个很素净的封面，令我很喜爱。去年，郑州晚报征文郑州故事回忆老郑州，我有幸写的一篇《童趣》在3月19日的晚报上刊登了，也被女儿精心剪下放到我家的剪报书里了。如今女儿在外省读书，看不到郑州晚报了，我就替她把晚报上精彩部分留下，以待她放暑假和寒假时回来观赏。那一年，那本引起女儿每每性急的小书的去处，至今我都没向女儿问过。时过境迁，女儿现在应该对此书报以平静心态了吧。

是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境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接受。殊不知，众口难调。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喜爱，对不入自己口的是否会豁达点、大度点、平和点、平静地理性地看待它，而不至于引起我们的强烈反映。感谢郑州晚报刊登不同的文章，让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接受，虽然有插曲，但是很难忘 。杜景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