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语录：

现在的文学批评家都是在评相当有名的作家，相当有名的作家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已经成长起来的作家。我们过去成长的时候，真正需要意见的时候，却并没有得到批评家的关注。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一起成长，而不是等作家已经功成名就了，你再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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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在图书市场上的这些书是汪洋大海的话，那些经典作品永远是汪洋大海当中的岛屿，找到岛屿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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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也有不自信的时候……这种不自信的过程，很多艺术家，画家，音乐家，越是天才，越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对自己的怀疑。

晚报记者 陈泽来 实习生 宋少杰

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一起成长

记者：在我看来，1998年中国文坛最值得纪念的文化事件当属《尘埃落定》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用她的文学素养和个人魄力，使一部辗转流徙的天才之作得以问世。这让我想起另一位作家王小波，王小波生前就写出了锦绣华章，可直到去世后才得以出版。文化批评家何三坡曾说，“在我们国家，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的，末流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作品却默默无闻。”结合《尘埃落定》曾经的遭遇，你觉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编辑有眼无珠，丧失了对美丽汉语认可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审美力的严重匮乏，还是某种难以启齿的原因？

阿来：我想，在当时，这首先是一个体制性的原因，那时的出版社，大多数的从业者都不是因为热爱而选择这个职业，所以，大多数人会满足于一般性的专业训练，或者干脆就缺乏专业训练，他们很难发现或突破当时流行标准的东西。而文学发展的根本是创新，于是，任何新东西的出现，都成为对于出版从业人员的一个考验。

你说的这种情况过去就有，今天还在继续。比起那时，现在官方意识形态介入作家评价已经很少了，但是，在主流文学界得到最多好评的作家，也未必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而一些重要的作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记者：您认为目前国内有良好的文学批评氛围吗？

阿来：这个可能还要努力。现在的文学批评家都是在评相当有名的作家，相当有名的作家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已经成长起来的作家。我们过去成长的时候，真正需要意见的时候，却并没有得到批评家的关注。当我们比较迷茫，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声音，但是我们没有听到。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一起成长，而不是等作家已经功成名就了，你再来批评。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小说家的责任感和文学的自然性？

阿来：小说家的责任，我并不预先有意去考虑。我认为这是良知的一部分。有成就的小说家，才有资格承担这份责任，承担这份责任是通过作品来实现的，在私人场合，我不是小说家，我也无须考虑小说家的责任。而在作品里考虑的就不一样了，我首先要对读者尊重，这就是责任。小说家，特别是当你的作品有了影响，它一定是健康的。

我在作品中有同情、怜悯，这是我的天性，这就是责任。我十分喜欢诗经与汉乐府里那种情感与表达完全一致的东西，比如一个砍柴的人，看见一个女孩，要表达爱情，又不能或不想直说。便说汉水是多么广阔，想渡过去是不大可能呀，这样，文学语言就出来了，文学是非常自然的。我认为是先有感受，后有语言，这就是文学的自然性。

经典作品永远是汪洋大海中的岛屿

记者：您23岁开始诗歌创作，并结集出版有诗集《棱磨河》，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您突然转向小说创作。并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请问诗歌创作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阿来：没有什么具体的位置， 中国人喜欢把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体裁分开来谈，分开来谈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要讨论它比较方便，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讲，文学就是一个整体，没有太大的体裁的区分。

我觉得文学所有的手段、所有的体裁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思想，可能某一段时间，他选择不同的体裁表达这种情感和思想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当初不坚持写诗而转向了小说创作，可能是现在我自己的想法更复杂一些，复杂的东西，我选择用小说来表达，诗歌比较适合表达相对单纯的东西。

记者：1989年在您30岁时，您的小说集《旧年的血迹》获中国作协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在旁人看来，您算是作家了。以我的观点，尽管您是少数民族作家，母语是藏语，但您运用汉语的能力远超许多汉族所谓的“一流作家”。这除了和您的天赋异禀、开阔广泛的阅读、曾经的诗歌写作有关，是否还和您从小受到的口头民间文学的滋养有关？

阿来：如果一切都这么简单就好了。语言不够好吗？那就来点诗歌练习，或者去搜集整理一下民间文学。

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所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口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

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地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运用得当，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

记者：有不少了不起的作家缺乏自信，像写出《城堡》的卡夫卡，他的表现就令人惊愕，甚至临终前嘱咐好友烧掉自己的遗稿。您有过不自信的时候吗？

阿来：卡夫卡如果对自己整个写作价值都有怀疑的话，他不可能写那么多作品，而且他在世的时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的写作，他为什么会坚持下去？他有充分的自信。

我当然也有不自信的时候，不自信是产生在什么时候呢，具体在一本书写作过程当中，因为对自己期望比较高，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比如某个段落，你觉得写得很一般，一个三流写手都能写出来，你就会怀疑，我还写这个东西做什么？

不自信是我能不能接近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不是说我能否写完一个小说，或者这个小说出版后是否好卖，诸如此类的。这种不自信的过程，很多艺术家，画家，音乐家，越是天才，越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对自己的怀疑。产生怀疑的前提是，他觉得达不到自己设想的目标，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记者：你如何选定一本书，是朋友推荐，还是自己海中捞针？

阿来：我不用任何人做推荐，也不用大海捞针，如果说，现在图书市场上的这些书是汪洋大海的话，那些经典作品永远是汪洋大海当中的岛屿，找到岛屿是很容易的。从一些水里面把另外的水找出来很困难，但是我不需要找水，我不需要在水里面找水，我要在水里面找岛屿。谁是真正的大家，我们从第一天受教育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一些不提供任何价值的垃圾的东西？

作家协会不一定能帮作家写出好作品

记者：从1994年《尘埃落定》写出至1998年出版其间，您由阿坝州一家杂志转辗到四川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并由普通编辑做到总编辑和社长，《科幻世界》在您的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五六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请问您是怎样将《科幻世界》杂志做大做强的？

阿来：这个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在中国来讲，要很好地研究读者的需要。商业操作有商业操作的一套规律，它有文化的规律，同时也是商业的，总而言之，按照自然的规律做，老老实实地做，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我觉得从事这种文化产业，作为一个阶段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作家应该有一份另外的职业，去体验改革或社会转型，对我来讲，写作才是终身要做的，而不是做出版。

记者：近期有媒体报道您即将推出小说《格萨尔王》。格萨尔王是藏族人民引以为豪的旷世英雄，100多年来一直都是口头传承，关于他的传说版本各异。这次你写书为他画像，许多人引颈期盼。请问您写作《格萨尔王》最初的灵感是什么？

阿来：其实这不能说是我的灵感，正好国外有个出版社在做这个项目，作为加入“重述神话”全球出版工程的作品，当《格萨尔王》正式出版的时候，全世界读者将通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等6种语言同时读到这本小说。很多国家的作家都在参与这个项目。过去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神话，这些神话可能正被人们慢慢忘记，我目前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抢救性的工作。

记者：您个人认为作家的想象力在小说创作中有什么重要意义？您有没有想过创作一部科幻小说？

阿来：没有想象力几乎就不能创作。我编过这么多科幻小说，就不一定再写了吧。我们说一个作家有天分，想象力是天分当中最重要的，想象力同时也依赖另外的东西，就是学养和经历。写科幻小说，需要想象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人的生活状况，你必须先把地球上已经有的人的不同生活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记者：在新近召开的四川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您众望所归当选为新一届四川省作协主席。您认为作家协会对作家成长有帮助吗？

阿来：作家协会为一些爱好写作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大家可以经常互相交流。但是能不能出好作品，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因为作协不能帮你写作，我们可以帮作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比如他的出版有困难，生活有困难，工作当中有困难，但归根结底，这一个字一个字要靠作家本人把他写出来。作家写得好不好，还得看作家本人的勤奋程度和悟性如何，比如说作协确确实实帮助过很多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成果，也不一定是受帮助最大的人得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