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

张周凯没有料到，一句“救救我，我是张书记”，突然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如今，他不愿意提及那段经历，把心思都用在灾后重建工作上。

“我们是干部，也是灾民。”张周凯说，常常工作的时候忘记了，晚上回家，看着什么东西都没了，一辈子的积累都烟消云散，突然觉得内心索然。

75个小时，当张周凯被救出来后，他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

在废墟下的3天，他认为是对生命体认的一次升华。

他没有料到，一句“救救我，我是张书记”，突然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时隔一年，他不愿再提起那段经历。

没有压力。不计较。都过去了，他说。

北川政法系统地震中遭到了摧毁性打击。他说，作为北川政法委书记，更真实的压力来自于恢复和稳定。

虽然不愿意还是要回忆那个场景，“我没有说过那句话。”张周凯说，当时跟外面对话的是崔代全，他在里面，无法说话。

他还说，那只巨大的眼睛，是崔代全的眼镜。当时崔代全在最前面。崔代全说了什么，张周凯说他不清楚。他说他清楚的是，自己没有说。

张周凯到底有没有说过那句话，他说“没什么大不了”，不过他还是努力想抹掉那句话对他的压力。

对于媒体在去年5月份发表的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很干脆地否认。他说那时候他下乡只有卫星电话，媒体联系不到他。

“我已经快50岁了，”张周凯说，经历了生死之后，“还能在意什么呢。”

他变得沉默了

妻子杜英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变化。

张周凯有时候会变得沉默。坐在客厅里，大段的时间不说话。有时候会问她，为什么会这样？他想不通。

杜英安慰丈夫，没有做，就别想太多了。张周凯闷闷不乐的时候，她会陪着他聊聊天。

对于张周凯比较有效的卸压方式，是跑步。跑得满头大汗，睡眠就沉一些，很多事情也就不去想了。

杜英说，过了年，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件事情慢慢退出了他们的视野。

张周凯的同事很少去谈论这件事情。

他们说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

张周凯只是在谈到媒体的影响时，会突然有了情绪。他突然坐直身子，谈到证据，逻辑链。他会说，我是学法律的，关于“救救我，我是张书记”，在法律上应该由谁举证。

张周凯只有在此时会承认，他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谈了一会，他会突然发现自己“说多了”，“不提了，过去了”。网上有人说，其实说了那句话也没什么。张周凯沉默了一下，说，可是我没说。

救灾与“工作狂”

去年5月17日，他开始工作。第一个任务是抢救财产，主要是公安局、财政局、村镇银行等有枪或有钱的单位。

在县委大楼附近挖的时候，张周凯又绕进去看了一眼。他说想看看还有没有人在废墟里坚持。

随后他的任务是到大山里面救灾。背着小帐篷步行200多公里，去村里组织接收空投物资。他说灾后，让老百姓早点见到政法干警，老百姓心里才踏实一些。

他和副书记王清双白天出门，晚上在帐篷里商量着怎么恢复政法系统。去年5月18日，政法委员会开了第一次会议。

在前期的救灾中，张周凯说他记忆最深的是去年“9·24”洪灾。板房区刚刚建好的1900多间房子，瞬间被淹了。灾民没跑赢的，死了3个。

他负责板房的清理，和部队在一起清淤泥清了半个月。清到五六天的时候，全臭了。从早上清到晚上，臭味熏得整个脑壳都是晕的，就像轻微中毒了一样。

他说那次大喜大悲的转换让他印象深刻。

北川政法委副书记说，张周凯是“工作狂”。而张周凯觉得，北川政法系统破坏如此严重，不推动又不行。

他也批评下属，但有的下属面临着家庭的失去和信心的丧失，又是脆弱的。批评完了他就后悔。他也怕下属出事。政法委的工作人员现在基本上还是没有周末的。

这种压力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一个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多次在他办公室失声痛哭。常常是大家工作完了，打一壶酒，喝倒在桌子上，喝醉了就哭，哭完了继续上班。

听说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出事后，张周凯第一反应就是去找那个工作人员聊一聊。

像“救火队长”一样

“跟战场一样，比战场还要严峻。”张周凯形容北川的灾后稳定任务。

以前的北川，一年之内都不会有一次集体上访的事情，上百人的更是没遇到过。而5·12之后，到去年12月份，张周凯接待受灾群众，上百人规模的就有36次了。

少的一百人，多的三五百人。每次张周凯都要出面，他说面对这么多的人群，七嘴八舌，一处理肯定是一天。到最后所有人的嗓子都哑了。

张周凯的车上安了一个300瓦的电喇叭，如果凑近耳朵，足以把人震聋。

张周凯处理上访的情况，首先是听灾民诉说。灾民说完了，他再讲政策，解答政策。

处理一次，人起码蔫几天，累得什么心思都没有，回家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张周凯说，县委书记的观点是要“引火烧身”。问题要在县里解决。“我们处理不了，他们就会去市里、省里”。

在北川，对于遇难学生家长等特殊人群，由干部一对一地包干。帮助解决问题，解答政策。张周凯说，这就类似蚂蚁搬泰山，一点一点地解决。

对于情绪激动的学生家长，张周凯几乎每个人都谈过话。他说自己理解那些家长无法面对的心情。对于学生家长，除了政策上的保证，包干的干部能做到的，就是听他们诉说，陪他们流眼泪。

杜英说，张周凯每次到家要接无数个电话。很多电话一打一个小时。很多事情不是张周凯能够解决的，但是他有义务去倾听。

也有过上访者有过激行为。这时候，跟上访人员比较熟悉的张周凯担任的是救火队长的角色。

地震以前，上访的事是哪个部门的责任，就由哪个部门负责。民政由民政局负责，教育由教育局负责。到了地震之后，很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而政法委由于在老百姓那边知晓度比较高，和他们接触比较多。所以，这些场合张周凯出现的次数会比较多。

也有同僚抱怨，觉得张周凯管得太多了。

张周凯认为，灾区的社会稳定必须涉及方方面面。“推给别人，别人放不平嘛”。

希望少被关注

张周凯觉得，基层有些政策是可以调整和探索的。但在媒体监督下，“有压力、有顾忌”。

张周凯说，曾经全国90%的人都不知道的北川，一下子成了世界的焦点。一年之内，从国家主席到各大部委、省领导、山东的对口援建地市，都会来人。

他算了算，就算每个单位三个月来一次，北川几乎天天会有接待任务。

他说，客观上来讲，北川的干部不忙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少一点被关注，能踏踏实实做点事情。

张周凯变得对媒体很谨慎。一再强调不要再关注他个人。他不希望再有人打扰他。

张周凯认为自己没有好高的指望。他只希望北川建成后，有个好点的安身之所。

他说，北川的百姓要真正有家，有事情做，要心理平复，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我们这代人，痛苦和压力永远忘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