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

高考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焦点，举国上下，亿万人瞩目，牵动多少人的生活，影响多少家庭的命运走向！作家何建明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经过多年深入广泛地调查采访，以充满激情的笔墨，对这一最为百姓关注的“战争”进行了首次全景式的扫描，深入到了事件的内层，考察在波澜壮阔和轰轰烈烈之下，隐含着的几多悲愤；对高考体系中的不完善之处以及可恶的腐败、留学的陷阱、畸形的旁门左道等，都有鞭辟入里的揭示。

作家陈建功的高考经历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们江苏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同学喜欢法律，结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毕业后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结果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事办，我不高兴，因为我想当作家，所以拼命地写啊写，结果就一直到1984年写到了江苏省作协当专业作家。”

黄蓓佳说，她到北京走进自己的“梦中情人”——北大校园时心律加大了好多好多，因为以往梦中的北大仅是个概念，就像对皇帝头上的那顶皇冠的认识一样，可进了北大校园后，黄蓓佳发现这儿太大了，她当晚写信给父亲，说北大大极了，就像我们家的县城一样大！这位江南才女入学后就忍不住又动笔写了一篇感受上大学的作文，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了。当时没有稿费，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后来转载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来的7元钱稿费。“7元钱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笔稿费呀！我用它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字典。铅笔盒伴我度过了4年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至今我还用着……”黄蓓佳说着从书房里拿出那本已经很旧很旧的小字典给我看，她坐在沙发上久久抚摸着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当年走进北大的那段难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跟黄蓓佳走过的路非常相似。他们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而正是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后，才使他们真正有机会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最终愿望。

那年与黄蓓佳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陈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我的兄长兼上司，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建功上大学之前当了10年挖煤工，过的苦日子比谁都多。1968年高中刚毕业，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的他，突然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且一挖就是10年。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兴奋，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得出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母亲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的生活。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10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但对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却始终搞不明白，也不肯背。当时和我在一个工棚里住的有个叫黄博文的教了我一招，说用导数来解。他也问我，作文怎么开头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说你看题目沾不沾边，如果沾边你就可以写成一封信。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出考场，黄博文就紧紧地拥抱我，他说你给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给我爸妈写信的形式。最有趣的是，考数学时也有两道题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黄博文给的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来了。我的数学后来居然得了95分……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洞里筛沙子，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那年我也只28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总分好像是360来分，在我们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样子。最为滑稽的是我的语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为我将作文写的比较花哨，写成了文章，而教师判题时却是按照作文规范要求的。听说北大要录取我时，还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办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语文分数最低，而别的分都很高？招生办的人好像说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个写文章的人，简历上说还发表过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陈建功这样进大学门前后有过奇特经历的不止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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