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跟自己喜爱的东西保持距离

博客 VS 新作

记者：网易、新浪都有您的博客，网易博客的更新速度很快，基本上保持在一天一篇的频率。这都是您亲力亲为的吗？

梁：没有，我真正自己的博客只有一五一十和牛博。网易和腾讯的博客是我授权的，他们大概是看到我前面两个博客有新东西了，就转载上去。至于新浪的那个梁文道博客根本不是我的，但文章是我的，所以我也不大清楚是谁贴的，莫名其妙地把我几年前的东西杂乱无章地拿出来登。

记者：《噪音太多》今年3月份出版，收录的都是您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关于电影和音乐的感悟。里面的文章，有没有因为要急着交稿勉强而为之的情形？

梁：大致上没有。不过有一点问题，就是文章写完之后，我一般都不再看了，包括报纸出版之后也不看。因为我的文章都是手写的，传真过去之后，报社的人打字时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另外文章中经常有一些英文，报纸在拼写上也会有一些错误，再加上我写繁体字，所以这方面出的纰漏会比较多。

记者：出版的书中也有这种问题吗？

梁：是的，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要求出版社把样书寄给我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收到。等我收到看到那些错误要求去改的时候，出版社告诉我已经来不及了，要赶着出版了。所以，在第二版出版时我才把那些错误改正过来。

记者：《噪音太多》3月出版，《我执》是4月，那么，最近还有没有出书的计划？

梁：今年9月，法律出版社会出版一本我的书《读者》，是一本书评和书话。

理想 VS 困难

“我希望营造一个理性、宽容的思想环境”

记者：《我执》和《噪音太多》的接连出版，让喜欢您的人欣喜不已。您说过，“我从不考虑自己可以做什么职业，因为对我来说，只要符合两个条件，什么职业都可以做，一是必须是自己喜欢的；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您做过的职业很多：主持人、大学教师、专栏作家、电视台总监，以前还做过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而这些都是与文化相关的。您的职业理想是什么？是与文化传播有关的一切职业？

梁：我没想过这个问题（笑）。我知道很多人会先设定一个理想，然后说我要怎么怎么做，再往那个方向迈进。我的思考方式不是这样的。我是遇到一些事情后，先看自己喜欢不喜欢，然后会有一个倾向。比如说我做电台台长，在行政管理方面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我会先有一个倾向，让他尽量往我的倾向发展。所以，我不是那种先设定理想目标，然后就一往直前地向它走的作风。

记者：大家对您的定义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您自身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这两个身份应该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众。您认为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什么？是自己的爱好吗？还仅仅是工作？

梁：公共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读书人。我以前讲过，知识分子是没有私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哪怕他只是作学术研究的，但当他想到自己的知识和自身位置的公众性时，他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我现在的工作绝大部分是为了爱好，希望能营造一种理性讨论问题的气氛，一个宽容、友好、善意的思想环境。

记者：那营造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吗？

梁：当然会。这是一个比较急躁的时代，好像每个人都来不及看清楚自己要讨论的东西，就急着下笔去写；还没来得及听清楚别人说话，就赶快要作出反应。这种情况下的表达，可能就是某种偏见的产物，可能是一种情感驱使的结果。所以，这样表达出的观点往往会比较褊狭、不够淡定，自然就不够宽容、不够理性。

记者：《噪音太多》里面曾写道：“有这么一个定则很难被打破：你喜欢一部小说，就千万别看改编自它的电影：因为有九成九的机会，你将失望而回。但是又有一种常见的现象：你喜欢一部小说，明明知道一条定律的存在，但你还是忍不住去看它的改编电影；因为你实在太想知道那些向来只存在于脑海之中的面孔与风景一旦具体化成视觉上的形象，会是个什么模样。”这个句子让很多人有共鸣。其实你的文字在表达某种情感时，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准确”。这是天分还是后天的修炼？

梁：两者都有吧！但这种天分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我的文章其实并不长，我曾经训练过自己写很长的东西，但后来我要求自己由杂返简，压缩文章，从5000字到3000字，再到1000字。很多东西，并不是字数多才会有深度。现在许多人写东西时，比较放纵自己的文字，结果想要表达的意思更加模糊，失去了准确性。这也许跟逻辑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说，去学点逻辑学是有好处的。

记者：看得出来，你喜欢的音乐，通俗一点讲，是比较小众的。关于内地的小众艺术，你有过关注吗？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小众艺术家？

梁：坦白说，我不是太熟。因为在香港不大能买到内地小众艺术家的唱片，当然我知道还是可以通过上网听，可是我本人不大喜欢在网上下载音乐，所以就没什么机会听到。但是我在内地有很多朋友，比如写乐评的张晓舟，有时候我会通过他们找到一些小众音乐来听。

读书 VS 人生

“假如没有书，也许我会有另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记者：您日常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固定吗？

梁：常常很忙，不固定。做节目也都是找时间做。但读书的时间是固定的，差不多每天四五个小时，这是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时间，我宁愿牺牲别的时间来保证它。

记者：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把书从您的生活中夺走，您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梁：也许我就不能做现在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和书联系在一起，我的生活也和书联系在一起，但是也许我会有另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记者：您做《开卷8分钟》这个节目，阅读量相当大，“几乎是每天一本的速度，有时候一天两本甚至三本。”这种速度对阅读有影响吗？您说过，做这个节目您的牺牲太大了，是不是有些做节目需要的书，并非您想看的？推荐书籍有自己的标准吗？

梁：当然是我想看的书，但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书。我最喜欢的书很难在节目中一一介绍。推荐的书都是我自己定的，也都是凭感觉去挑选，其中肯定有一些无法明言的标准。

记者：推荐的书都是您读过的吗？

梁：当然。

《我执》 VS 《常识》

“《我执》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我那时很忙，没时间哀伤”

记者：英国诗人萨松写过一个警句，余光中将其译为“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意为人的两面：阳刚与阴柔。有人讲《常识》是猛虎，《我执》是蔷薇。这样的划分您是否同意？

梁：这种划分我有点保留，当然，这两部作品很容易给人这种感觉，就好像《常识》理性、尖锐，而《我执》温柔、感性。其实，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我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很多人认为《常识》尖锐，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是温和、有节制的。《我执》也不是滥情，其中的感性其实也是很理性的。我不是很有激情，或者容易感伤的人。可能是由于这两部作品一个写知识，一个写感情，比较容易有这样一个对比。

《我执》也不是那么私密。文中好像我用了很私密的语气和故事的写法，但探讨的还是理性的课题，就好比分析什么叫“情歌”，分析什么叫“我们重新来过”等。

记者：您说，“人生种种烦恼，无不源于《我执》。”那这本书的用心当在“去除我执”。可以这样理解吗？

梁：也可以！我们都难免困在一些执著里面，而感情是最极端的一个执著的状态。所以我去写爱情，就是在写一个处在最执著状态的人时，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在这种状态下，能够摆脱当然更好。

记者：去除我执，您做到了吗？

梁：当然没有（笑）。

记者：《我执》中收录的都是昔日的随笔，您说这是“看似日记的虚构散文习作”，果真是虚构的吗？

梁：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比如说文中的“我”“他”是虚构的。有些是听来的故事，一部分是以前的经历，也有一部分是创作的故事，还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当然文中关于感情的思考肯定是真实的。

记者：有人说在《我执》中有个影响您很深的人，这个“他”或者“她”存在吗？

梁：其实是没有这么一个人的。仔细看就会发现，整个故事场景在不断变换，“他”也不会是一个人。只是为了构造出“我”的处境，必须要投射一个“他”。

记者：您写随笔与自己的境遇有所联系吗？写这些随笔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吧。

梁：（笑）不是。这是一个朋友要我写的，我答应了写专栏，必须得写。他还要求必须写感性的东西，我就这么写喽！现在他不做了，我就没写喽！如果他继续做下去，我想我还会继续写的。

记者：我读《我执》，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本书中流露出的忧伤，或者说悲观。不知道我这样的感受是否契合您文章所要传达的意境。您是一个悲观的人吗？

梁：我不算是很悲观的人，我只是有些冷漠，别人很热烈地欣赏喜爱的东西，而我就很容易会不自觉地染上冷漠的态度，跟自己喜爱的东西保持距离。写感情的时候，很容易用冷漠的态度写出感情阴郁的一面。

记者：《我执》中很多关于爱情的随笔，比如《解谜》《真名》等，是否和您当时的生活状态有关系？您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梁：《我执》中的感觉和想法是真实的，但那段时间特别忙，那是我最疯狂的时间，我每天平均要交至少一篇以上的评论。那应该是2006年，当时《我执》中的很多内容和《常识》《噪音太多》都是同时交叉进行的，此外还要给报纸写时评、书评，还要做节目、教书什么的，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让自己心情不好，相反我是心情如一，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