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初，华北陷入寒冬，气温较往年偏低。

某天深夜11点，紧急集合的号声，震动着河北省霸县冰冷异常的空气。“同学们！不，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命令，有一小股美蒋特务在白洋淀地区空降，上级命令我连以急行军的速度，连夜奔袭90华里，在明早6点以前赶到目标区域，围歼这一小股美蒋特务！出发！”说话者名叫田慧珠，她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小学”（俗称天南大附小）六年级班主任，此刻，她担当的是全校野营拉练队伍的指导员。“那一个晚上啊，地上是冰雪，周围是浓雾，100多个十几岁的小孩，疯了一样在冰天雪地的黑夜里奔跑！”

当时读五年级的许椿回忆说，“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一个人抱怨。”这群娃娃第二天6点半到达目的地河北省安新县东部的赵北口村时，创造的是接近强行军的成绩。“因为走错了路，7个半小时行军110里，相当于1.3个马拉松，平均时速14.67里。”许椿计算着。“在乡村小道上，背着39斤的负重，深一脚、浅一脚，这样超长距离的跑步，让我再重复一次，恐怕完全不可能了。”许椿认为当年的“壮举”，靠的是“精神的力量”。

拉练15天

“后来我们在赵北口村住了几天，访贫问苦，忆苦思甜，帮老乡晾晒鱼干，搓玉米棒子。晚上，男生们经常偷偷跑到白洋淀里去滑冰。”随后，天南大附小的同学们，基本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赵北口村—煎茶铺—胜芳—杨芬港—杨柳青—天津。

“前后拉练一共15天，来回行程400多里路。”徒步行军过程中，“吃、住、走、打”等拉练内容，清晰地刻在许椿的脑海里：

第一天，从天津走到杨柳青，33里路，大多数人累得半死，开始有人脚上起泡了。那天住在杨柳青中学，有现成的食堂设备，不用临时挖灶。炒菜除了老师，大家都不会，但是和面、剁馅儿、包包子大家在家里都干过，于是就包包子。男生一人发6个，女生发3个，个别男生有吃十几个的。

第二天，走到杨芬港，还是30多里路。有些人就吃不住劲了。

“从杨芬港开始，住在老乡家，我们也学着当年老八路的样子，给老乡挑水、打扫卫生，一个个肩膀压得红肿。”

第三天，在杨芬港休整，请老八路讲游击战打鬼子的故事，请民兵连长讲军事技术，瞄准、拼刺。

第四天走到胜芳，第五天走到煎茶铺，路程都是30多里，上下午各走两三个小时。

许椿所在的炊事班，每天要给全连做三顿饭，“一般就是蒸馒头、蒸窝头、包包子、煮稀饭，基本没有炒菜。发馒头、窝头时，每人再发几根咸萝卜条。”

第五天晚上，上演了前文中的“深夜演习”那一幕。

“我们在路上碰到不少拉练的学生队伍，大都是京、津的学生。”许椿说，“当时说全国7亿人民大练兵，这有点夸张。但学校野营拉练确实是从1970年底开始的，直接原因就是毛主席的11·24批示。”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10月，全军进入战备状态，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采取积极防御的战备思想。

野营拉练序幕由部队率先开启。

1969年11至12月间，沈阳军区某师将部队拉出营房，进行“千里野营”。与此同时，新疆军区、济南军区的一些部队也开始拉练。

1970年2月，毛泽东在总参谋部关于新疆、沈阳、济南3个军区野营拉练情况的报告上挥笔批示：“这样训练好。”

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其中提到，卫戍区组织了13个团，进行1000里和2000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这样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1/4，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中央当即召集京津沪等地代表，就野营拉练问题座谈。《周恩来年谱》中记录，周恩来接见进京出席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强调开展野营拉练“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自觉自愿”，“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

12月8日，周恩来将中央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的通知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作出第二次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各地纷纷成立“野营拉练指挥部”，全国掀起野营拉练潮。

每个班一支枪，空枪没子弹

“11·24批示”一出，天津高校立马行动。

“指示传达没有两三天时间，大学教师就出动拉练了。站在南开大学的大中路旁，看着一队队背着背包、脸盆、花花绿绿宣传品的眼镜们列队行军，真是热闹。”许椿说，到了11月底，中学生也开始拉练。

根据当时中央的通知，大中城市学校的野营训练，可在寒假或者暑假期间分批分期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二三十天。

1970年底，野营拉练在全国渐次铺开：

11月27日，沈阳市革委会召开全市电话会议，决定先在6个工厂和中学试点，拉练地区在沈阳市郊区各县。

野营活动大体分4个单元：政治教育10天，军事训练4天，劳动7天，行军7天，行程三四百里。

12月15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实行野营训练的通知》，成立野营训练指挥部。

北京市教育部门安排，中学在春节前的1月进行，小学六年级在春节后的2月进行，五年级以下的学生不进行长途拉练，只到近郊走走，当天返回。

拉练前，整编队伍、全副武装是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完全仿照部队编制，三个教学班（各40多人）合编为一个连，每个教学班就是一个排。连长由男班主任、教珠算的马老师担任，指导员由女班主任、教语文的田慧珠老师担任。学生里的红小兵大队长当副连长，中队长当排长、排副，小队长当班长、班副，其余都是战士。”因为出身不好，许椿既当不成红小兵，也当不上普通战士，最后被安排到炊事班。

至于武器，“每个班一支枪，空枪没子弹，晚上站岗吓唬人用。枪都是杂牌，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最好的是捷克762，还有的干脆就是气枪、运动枪。”许椿说。

当时，即使在部队，武器装备也显得紧张。曾在某装甲兵技术学院培训的罗燕明说：“拉练多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1970年冬天，北京到了-17℃左右，雪地住宿、露营都是训练内容。

因为经费紧张，枪里一般没有子弹，当时坦克开1小时就耗费200多块钱，部队规定一个驾驶员一年只能开8小时坦克。可以想象，拉练时驾驶装甲车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帮老乡维修拖拉机等机具。”

“一直到1974年，每年学校都会组织一次野营拉练。不过那么远的没有了，多数在天津西郊区范围之内，个别会走到河北霸县。夜间紧急集合也搞过，但是像我们第一批那样的长途急行军、强行军再也没出现过。”在许椿的记忆中，1974年下半年，中小学校不再搞野营拉练。

据《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称：“截至1974年11月底，全市共有307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现在回想发生在战备年代的野营拉练，强度高、条件艰苦，是当今生活条件好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许椿说，1979年天南大附小解体了，当年担任连长的马老师两年前去世，“我今年51岁，同龄或者稍大些的这代人，野营拉练是我们的共同经历。”

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