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闯展示“中国乙肝健康第一证”。

雷闯供图

核心提示

2009年9月1日上午，22岁的雷闯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他拿到的是中国第一个以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办理的健康证。7月20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发布并实施，乙肝病毒携带者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不再被禁止从事食品行业。虽然有法可依，但雷闯的申请之路依然充满艰辛。其实，从2007年开始，雷闯就一直走在反乙肝歧视队伍的前列，在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眼中，雷闯就是一个“英雄斗士”。

雷闯说，他的愿望是，公众能够像看待普通人一样看待乙肝病毒携带者。晚报记者 袁帅

“想不想办健康证是我的自由，能不能办则关系到我的权利”

“拿到了健康证，我现在的心情是一半高兴，一半不高兴。”9月2日下午，雷闯的声音有点疲惫。

他说，拿到健康证的消息传开后，短短一天时间，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更多人的不负责任。“很多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以为乙肝会传染，对此我很无奈。”雷闯说。

雷闯，浙江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已被保送到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研究生，乙肝病毒携带者。

他拿到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也成了中国第一个取得食品行业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

对于雷闯和数以亿计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言，这一天“值得纪念”，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意义”。

2009年7月20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发布并实施，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带来了惊喜，条例将受到限制的“病毒性肝炎”明确界定为“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未禁止乙肝携带者从事食品行业。

“看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很兴奋，就产生了办一个健康证的想法，但不是很确定要不要办理，一直在犹豫，因为我并不需要健康证。”雷闯说，就在他还没有下定决心之时，7月30日，他从浙江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杨敬表示：“乙肝携带者可以前往当地卫生监督部门申领健康证。”

“这一下，更坚定了我申请办理健康证的决心。”雷闯说，“虽然健康证对我没有用，但是，能不能办和想不想办是两回事。想不想办健康证是我的自由，能不能办健康证则关系到我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我也就没有这个自由。我现在不需要健康证并不意味着我以后不需要。”

“有了法律依据，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也说可以办，那我就要尝试一下”

经过简单准备，雷闯开始了行动。

8月17日，雷闯赶到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办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缴纳100元后，接受了体检。“有了法律依据，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也说可以办，那我就要尝试一下。”雷闯说。

8月21日下午，雷闯来到该中心领取体检结果，体检报告显示，雷闯“乙肝大三阳”，其他指标均正常。

“对这样的体检结果，我十分熟悉，多年来，我的每一次体检结果都是这样，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感觉不会一帆风顺。”雷闯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医生告诉他，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办理健康证。

“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向医生说明，依照新法应该给我办健康证，医生说，虽然有法，但是没有上级文件，不能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办理健康证。”雷闯说。

办证无果，他当即向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报，可得到的答复依然是“目前尚未接到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否可以办理健康证的通知”。

雷闯又到西湖区卫生局了解情况，西湖区卫生局医政科的王医师通过电话咨询了上级部门，得到的结果是，“经咨询区、市疾控中心及监督处了解，目前未接到关于乙肝‘大三阳’是否可以办理健康证的通知，现在未能明确是否可以办理健康证”。

雷闯决定斗争到底。

这一次，他把矛头直指浙江省卫生厅。并认定，正是浙江省卫生厅在《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已经实施一个月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发相关文件，导致浙江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仍然不能办理食品行业的健康证。

8月24日，雷闯直接赶赴浙江省卫生厅，准备向卫生厅厅长杨敬反映情况。“卫生厅一位分管负责人接受了我的材料，并留下我的联系方式，让我等候通知。”雷闯说，离开卫生厅，他又去了杭州市卫生局，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有收到省厅的文件。随后，他又赶到办理健康证的主管单位浙江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反映情况，并希望在“三日内取得健康证明”。

三天很快过去，健康证依然没有眉目。雷闯想到了“扩大影响”。

8月27日，他在浙江省卫生厅门口高举写有“浙江省卫生厅，你妈妈喊你回家办健康证，检查乙肝‘两对半’”的牌子，并告诉西湖区卫生局，如果不能在9月1日前拿到健康证，将对西湖区卫生局提起行政诉讼。

雷闯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媒体关注，很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扩大影响”的目的得以实现。

一天之后，西湖区卫生局给雷闯打了电话，说同意给他办理健康证。9月1日，他拿到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

“妈妈总说，为什么携带乙肝病毒的是孩子，这可能毁了孩子一生”

其实，此次申请办理健康证，只是雷闯捍卫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斗争的一个缩影。

从2007年开始，雷闯就一直在挑战卫生行业潜规则，挑战用人单位的不公。在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眼中，雷闯就是一个“英雄斗士”。

雷闯说，他反乙肝歧视来自于哥哥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希望将来找工作时能够一帆风顺，享受到普通人的待遇。

雷闯来自重庆农村，父母不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他和哥哥都是。2007年，哥哥大学毕业后，与武汉的一家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因系乙肝病毒携带者，始终没有走进公司的大门。

这一事情，在雷家引发轩然大波，给他们带来了颇大影响，也深深刺痛了雷闯的心。

“妈妈一直在自责，她跟我们说，我们中学时被查出有乙肝，她就隐约感到迟早有一天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后来，哥哥的事情发生后，妈妈总说，为什么携带乙肝病毒的不是父母，而是孩子，这可能毁了孩子一生。”

相对妈妈而言，爸爸平常表现得很大气，但私下里，却痛苦异常，“爸爸的一个工友说，爸爸在外做工，晚上常常哭泣。”雷闯说，他想找个方法消除社会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偏见。

2007年8月的两个周末，在杭州最繁华的地段延安路上，雷闯肩上扛着一个牌子，上书：“乙肝传播途径为：性传播、血液和母婴传播，不会通过食物和水传播，也不会通过工作场合偶然传播……”配合他的有两名同学，一个同学举了一会儿牌子就放到了边上，说受不了别人的眼光。

“我只想引起大家的关注，但它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提出问题”

2008年9月上旬，雷闯上演了一次“疯狂”之举。

作为被保送的学生，雷闯想选择中科院就读研究生，但从侧面了解到，该院招生设置“乙肝”门槛，无奈之下，雷闯写信向524名中科院院士求助。此次发信，雷闯用去了1048张邮票，3000张A4纸。

“其实就算他们录取了我，我也不会去。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肯定会给学习和生活带来不便。但是，去不去中科院是我的自由，而能不能去中科院则关系到我的权利。”雷闯说，中科院以面试不合格为由没有录取他。天津大学和上海交大却给雷闯递来了橄榄枝，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大。 

2009年1月，在郑州二七广场，雷闯和他的两名乙肝“战友”带着“乙肝不会通过拥抱等日常接触传播”的牌子，向过往人群“索取”拥抱。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个“乙肝抱抱团”。

4月，3名大学生，脸贴白色面膜，身着“乙肝求学门”T恤，先后在北大和清华大学门口手举“乙肝”、“歧视”牌子，组成“囧”字。他们对外宣称是为了抗议名校拒录乙肝学生。这一行为艺术的主角，仍然是雷闯。

2009年7月8日，继“向500多位院士求助”后，雷闯的“疯狂”更进一步。

他一口气给全国1983所高校校长写信，这些信的内容只有一个——《乙肝学子希望高考平等录取乙肝考生的恳请信》。这次行动，虽然只得到两名高校校长的回应，却引发了蔡定剑、张千帆等国内20位专家学者的联名声援。

7月22日，在北京某幼儿园门口，雷闯再一次策划出了另类“喜羊羊和灰太狼”行为艺术：“大小三羊代表乙肝大小三阳，而灰太狼则代表着乙肝歧视”。

很多事情充满了巧合。

8天后，卫生部发出《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草案)》，明确规定，所有托儿所幼儿园不得拒收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但肝功能正常的儿童。

“我只想引起大家关注，但它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提出问题。”雷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我从来没认为因为乙肝而失去了什么东西，反而得到了很多东西”

相比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时的悲观，雷闯说他直到现在都很“感谢乙肝”。

“关注乙肝，我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从来没认为因为乙肝而失去了什么东西，反而是得到了很多东西。”雷闯说，对于乙肝问题他会一直关注下去，在反乙肝歧视方面，“操作方式可能会改变一下。”

雷闯很清楚，要消除外界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申请一张健康证是“远远不够”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雷闯告诉记者，他曾在杭州街头走访过不少饭店，店主们都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只要有健康证，招聘中肯定会一视同仁，但是，“绝对不会告诉顾客，否则，肯定影响生意”。

“真希望有一天，公众能够像看待普通人一样看待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为，我们也是普通人，和常人没区别，我们真的和常人没区别。”这是雷闯的愿望，但愿这一天早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