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铭被控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上诉一案，昨日上午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孙伟铭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新闻见今日本报A38版)

孙伟铭二审改判无期徒刑，引发很多争议。这是很自然的事，从罪行来看，孙伟铭的确罪大恶极。可是孙伟铭毕竟不是故意杀人，判其死刑，从某种程度上，量刑也太重了。有的人甚至认为，孙伟铭改判无期徒刑，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类似事件。

从生命的角度看，即便是判处孙伟铭死刑，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回来。但如何对孙伟铭进行量刑，则关系着警示效果，关系着是否能杜绝类似的事件发生？或者说，怎样判刑才能警示后人？究竟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徒刑？在我看来，这恰恰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对类似事件的量刑一定要全国统一。

孙伟铭该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这是法律规定的。但下一个“孙伟铭”呢？是否会有另外的惩罚？还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吗？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呢？

同样的事件，依据的同一部法律，可结果却不一样，这是让人看到的最实实在在的法律不公。9月7日，北京市延庆县法院在审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中，对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认定为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相反，浙江高院则认为“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

浙江交通肇事后，难道要到北京报警吗？为何会出现南北完全不同的结果呢？这让公众如何相信法律的公正呢？不管是第几个“孙伟铭”都受到同样的惩罚，这才有警示意义。前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