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中央级报纸

停办始末

“报社怎么就这么没了”

“报社倒掉了？真的？”8月27日中午，原《中华新闻报》法制版编辑孙立（化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还以为朋友在和她开玩笑。当她确认报纸停刊是真的时，震惊地说：“报社怎么就这么没了！”

8月27日上午，《中华新闻报》的主办单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两位负责人和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来到中华新闻报社，召开职工大会。会上宣读了由中国记协申请、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出审字【2009】319号文件批文，正式停办《中华新闻报》。几位原《中华新闻报》的职工向记者证实，该报在2008年度的报刊年检中没有通过。2009年8月21日，星期五，《中华新闻报》出版了最后一期。

原中华新闻报社行政部门职工王美（化名）透露，年检没通过主要是卡在经营方面。“这一年来，报社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中华新闻报》安全版编辑郭国荣也证实说，“很多员工都四五个月没领过一分钱工资了，有的员工甚至一年都没领过工资。”

“从大的方面说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但直接原因是报社2006年创办的专刊被砍了。”郭国荣说，《中华新闻报》曾有12个专刊。王美说，专刊部人员都有不等的盈利任务，因此存在违反新闻职业规范的巨大风险，主管单位果断停掉专刊是对的，“专题专刊没了，收入就受到很大影响”。

“同事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9月7日前须将物品清理完毕。”孙立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这份敦促员工清理物品的通知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大家收拾好各自的东西要离开报社时，很多同事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王美说，“很多员工从创刊开始就在报社，我们也想到报社可能撑不下去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称，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人”，另一个是“财”。据了解，2009年5月中华新闻报社实施竞聘上岗后，该报共有职工30人（不含社长、总编辑和记者站人员）。从7月25日至今，包括副总编魏轶群在内的7人陆续被调至中国记协工作，部分人员暂时没有着落。对此，记者致电原《中华新闻报》社长肖东升，肖东升称：“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主持报社的事务，不清楚报社破产清算后人员安置的具体事宜。”

9月15日，记者致电《中华新闻报》清算小组常设办公室北京法度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武雪梅以“清算事宜正在处理中”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中华新闻报》的停刊是报业改革的先声”

见证了中华新闻报社由盛到衰的王美认为，《中华新闻报》的停刊其实是“自收自支、事业编制”模式不适应目前报业发展的结果。“据我了解，很多机关报体制僵化、思路陈旧、内容死板，几乎没有读者，经营也步履维艰。”《中华新闻报》的倒闭，演绎的是报业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

长期致力于新闻体制改革、人称“媒介军师”的喻国明分析称，目前很多报刊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遵循条块分割的模式存在，但这种配置模式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并不对应，刊号资源的配置模式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势必会有所改革和调整，“《中华新闻报》的停刊就是报业改革的先声”。喻国明提醒，改革必然会涉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报业改革中不要有过多的权力因素干涉，要更多地向社会需求和市场化的方向倾斜。”他说，“某些领域的行业报纸，如果自我改革得当，还是有其生存空间的。”

“要完善新闻出版业的退出机制”

选择以停刊的方式“自我了断”，《中华新闻报》并不是第一家。今年3月3日，曾被誉为中国足球新闻报道“国家队”的《中国足球报》，在走过15年的历程，出版了872期报纸后，宣布暂时休刊。这家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同样诞生于1994年的足球专业报纸，终因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加上自身经营不善和投资方撤资，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

同样在3月，创刊30年的《市场报》停刊。这份报纸曾是新闻行业改革的先驱之一，是当年中国仅有的不报道政治新闻，专注于报道消费者生活的第一家刊登征婚广告的报纸。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众多财经类报纸后来居上，尤其是一些凭借资本支撑的新锐报纸迅速崛起，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的《市场报》最终停刊。

但公众对《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的关注度显然超越了前两者，这源于《中华新闻报》的主管部门是“中国记协”和其“中”字头的身份。对此，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要完善新闻出版业的退出机制，使得新闻出版单位要‘有生有死’。”据《中国青年报》

8月28日，“关于中华新闻报社的清算公告”出现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此前一天，这则公告张贴在中华新闻报社的一面玻璃墙上。这份创办16年之久，发行量曾超过10万份的《中华新闻报》走到了终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获悉，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据了解，《中华新闻报》没通过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年检，按规定尚有一段运行时间，但其主办单位没有等到限期，主动申请停办清算，停办的原因是：“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