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东亚共同体、中美军事交流等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马朝旭的回答被外界认为沉稳又不失风趣，富有思辨力。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自1983年3月正式创建至今，已走过26年。26年间，外交部先后有20多位发言人走上新闻发布台，通过他们的语言、声音、形象、风度，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一个突发事件催生发言人制度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站在中外记者面前，宣告“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这是一次面向全世界的历史性告白。这一告白，源于一年前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一事件催生了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尽管这篇讲话仍不乏对中国的攻击，却传达出几个信息，明确表明了苏联的对华态度——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建议双方进行磋商，采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的中国领导人是邓小平。74岁的外交部老一代发言人，中国驻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前大使金桂华透露，“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回忆道：“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两天后，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听钱其琛发表了一个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这场“3句话的新闻发布会”是外交部历史上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这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奏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创建的序曲。

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频繁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一个月后，齐怀远宣布，外交部率先在各部委中建立发言人制度。

从“坐答天下”到“立唱主角”

细心人会发现，外交部发言人的答问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从“坐答”到“站答”的悄然变化。改变10年来“坐答天下”方式的是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发言人沈国放。

1993年至1998年，沈国放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他回忆说，1982年制度创立之初，每周只举行一次记者会，仅发布消息，不回答提问。从1983年9月起，改为每月第一次记者会回答提问。从1988年起，每场记者会都回答提问。1995年至今，记者会改为每周两次，周二、周四下午各一次，除暑期和国家法定假日外，风雨无阻。1997年把现场交叉传译改为幕后同声传译。不仅如此，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还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和发布时间的限制。

目前，外交部每年举行80多场例行记者会，每场记者会有数十家媒体的近百名中外记者参加。

“一句话要把人家讲笑”

有些人认为，在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这种正式、庄严的场合，面对重大主题，发言人应该始终保持庄重、不苟言笑，幽默诙谐会显得与会场格格不入，不严肃。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幽默并不等于不严肃。在重大正式场合，各国领导人幽默、诙谐的表态是一种普遍现象。”金桂华说，幽默诙谐、反应敏捷，是发言人必备的一种答问方式。比如，外交部老部长陈毅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对记者说：“你们可要警惕啊，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我‘洗脑筋’啊。”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双方距离立即拉近了。

金桂华举了个例子。比如，一名记者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非常粗鲁地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官方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解释显然是前后矛盾的，是谁在对我们撒谎，然后再通过我们向美国人民撒谎？”基辛格停顿了一秒钟，马上就回答：“我喜欢这种提问的建设性精神。”他的回答博得全场掌声。

沈国放对记者说：“发言人越是在紧张情况下，遇到的问题越刁钻，回答就会越精彩。”沈国放坦言，在他担任外交部发言人4年多的时间里，回答得较为满意的问题大都来自那些刁钻、尖锐的问题。

“内事”也有了发言人

“由于各种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政府一直只有外交部一家对外答问的窗口，所以，外交部发言人长期以来回答的问题除了外交外，还有涉及中国香港、台湾，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一位老外交工作者说。

198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198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从此，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近年来，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已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数千人的队伍。

有人说：“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有不少学者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变化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新闻发言人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对外到对内，权力机关从过去的‘不说话’到主动‘说话’，这一转变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