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口述历史”第一人

当地时间10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89岁高龄的唐德刚看起来胃口不错，在喝了大半碗的西洋参炖鸡汤后，又“消灭”了一块鸡肉。之后，他静静地坐在电视前，半睡半醒，不觉已到夜间11点。保姆将他推进卧室后，觉得情况反常，随后发现其心脏已停止了跳动。这位中国现代口述史的开山学者，就此安然离世。他是胡适的弟子，又受张学良的赏识，更创立了能够解释中国社会转型规律的“历史三峡”理论。在生活中，唐德刚先生风趣幽默，随和通达；在口述史研究领域中的那个唐德刚，又是严谨平实、独树一帜的学者。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张学良口述历史》《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史学与红学》等。唐先生一生著述颇多，但这6本书，则是精华中的精华。

胡适最失意时代的门生

“一提到口述历史，就要提到哥伦比亚大学，一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就必说唐德刚。”近年关注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丁东对记者表示。得知唐德刚逝世的消息后，众多国内史学界纷纷寄托哀思，尤其突出其作为中国现代口述史奠基者的地位。

唐德刚在“口述史学”领域获得的傲人成绩，现在看实在有些机缘巧合。据他自述，他1948年自费到美国留学，不久国内政局发生巨大变动。几乎与他刚到哥大同时，学者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1957年，哥大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成为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恰恰就在此时，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等大批国民党政要流亡美国，对这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唐德刚第一个口述历史的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胡适流亡异域，生活清苦，唐德刚自称，他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

不仅是胡适，当时很多流亡的国民党政要，生活也是极为困窘。桂系军阀首领、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仅是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座匠工的房子居住，家中并无保姆。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更是落魄，不得不以出售鸡蛋和辣椒酱为生。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唐德刚凭借其踏实的历史功底与过人的沟通手段，获得了口述对象的绝对信任。李宗仁做口述时，有时候夫人郭德洁不在家，李宗仁就亲自烧个安徽火锅、四碟小菜，二人“煮酒论英雄”，有时“论”到深夜，李宗仁还不放他走。

1972年，唐德刚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作品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

如今，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热潮，早已经超出了学术的领域，而唐德刚被认为是这一热潮的启蒙者。从这个影响学的意义上，唐氏堪称中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人。

口述历史之难

“有人说，口述历史很简单，拿录音机一录，然后整理出来文字就行了吗？不是那么简单。”禤福辉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会长，这个学会1991年由唐德刚创立，总部设在纽约。

唐德刚曾说：“我替胡适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50%，另50%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情况更甚，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

没能彻底完成的张学良口述，被很多史家看做唐德刚口述工作的一大遗憾。其实，这部分原因也出于唐德刚不愿盲从做一个单纯的录音师和记录者。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唐德刚披露，在做录音口述的时候他曾向张学良表示：“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但张学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直斥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唐德刚说。他的态度是，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他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无论是充当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

口述之难，不仅难在操作，也难在读识。即使对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皆不可取。

这种“难”，实际上也是对秉笔直书的坚持。曹凌志是广西师大版唐氏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他表示，唐德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历史的时候，没有遮遮掩掩。”

“历史三峡”的身后争议

除了口述历史，唐氏对中国历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历史三峡”说，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社会转型命题，出自他晚年的史学巨著《晚清七十年》。

从时间跨度上说，《晚清七十年》自清末李鸿章一直写到1949年。

“历史三峡”可以说是唐德刚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核心词，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约为200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三峡”，社会各层面变革巨大，之后就进入长久的稳定期；而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也要持续200年。他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200年，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这个提法引起了一些争议。更有治史者批评说，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实乃写史之大忌。“所有思想者终其一身，试图探寻规律，结果发现规律是没有规律。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虚无。”

尽管争议诸多，唐德刚依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过去的5000年，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第二次转折后的中国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笃信，此趋势将是不能逆转的必然。而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第二次“历史三峡”的曲折历险，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结束。

因此，当唐氏卒去，当代学者傅国涌日前撰文说：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却仍在“三峡”中。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