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以赌球较为猖獗的珠三角地区为背景,描述了境外赌球集团如何操纵球赛,猖狂赌球的整个过程,腐蚀拉拢当地政府官员的种种手段, 以及中国足球职业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作者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球坛上的教练、球员、裁判，在赌球之风的袭击下所遭遇的矛盾斗争、困惑、迷惘、痛苦、悔过、愤怒等，都得到了出神入化的描述。

德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萧宁开车来到大鸟队的驻地

他当时还想，这帮小子的情报怎么这样准？像裁判安排这样的高度机密，没有足协内部核心人物透露，是不会提前得到的。他拿到钱后心里有点打鼓，因为在大鸟的主场帮客队是不太好帮的。但是到了大鸟的当晚又收到了大鸟队送来的5万元后，他心里有数了。只要打平，就可以对双方都交代得过去。因为飞象作为客队只要不输就可以接受。主队虽然想赢，但比赛中如果没有赢球的机会，也只能接受打平的结果。他相信自己驾驭比赛过程的能力，只要不出意外，一定能把比赛结果操纵成平局。他庆幸的是比赛开始后飞象队先打进一球，如果大鸟队领先，他就得十分审慎地为飞象队寻找帮忙的机会。没有想到的是大鸟队在最后一分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在那种情况之下，也只好硬着头皮判了。至于错判的后果，想必飞象队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只要是心照不宣，我杨辉一定会有情后补的。

对于这场比赛的裁判，《司法报》记者萧宁作了如下的评述：

“大鸟与飞象的比赛是精彩的，但裁判的表演同样精彩，他在场上活像一个高级的泥瓦匠抹来抹去，不把比赛结果抹平是绝不罢休的。他又像一位善于对症下药的心理医生，他开具的”平球“药方，让飞象喊苦又不能不咽；让本想赢球的大鸟打成平球还得对他感恩不尽，实在是匪夷所思！如今社会上的江湖医生不也是用这种”保健而不治病，图财而不害命“的手段行骗吗？看官设想，当一个年纪轻轻的裁判被喊成万岁之后会不会折寿呢？！”

萧宁本是省司法局的干部，后来借调到省电视台做法制节目的嘉宾主持。她到大鸟的《司法报》记者站当记者，是为了采集一些社会热点的案例和法制建设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供法制栏目使用。作为电视节目的嘉宾主持，自然秀丽端庄，气质不凡，加上她性格开朗泼辣，敢讲敢做，在司法界、新闻界小有名气。正因为如此，很难找到般配的郎君，至今仍独身一人。

萧宁走出报社，开车来到大鸟队的驻地，找总经理胡天采访。她想听听胡经理对这场比赛和裁判怎样评价。喜欢抛头露面的胡天，见到漂亮的女记者来访，自然不会拒绝。

萧宁首先开口：“我了解到吹这场比赛的裁判名叫杨辉，还是一个国家级裁判。坦率地讲，我对他的执法十分反感，今天的比赛成了他的表演。如果不是他的胡作非为，双方都有胜球的机会，结果绝不是平球。我从网站上查到了对杨辉的一些报道，说他一向是个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裁判，你对这样的裁判怎么看？”

“我认为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裁判还是极少数，对裁判的不良表现，多数球队之所以采取容忍的态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几乎所有的幕后交易都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查无实据；二是足球比赛规则有一条铁律，任何错误的判罚在赛后都不能更改。我听说更改比赛结果的只有一次，就是最近发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乌兹别克斯坦对巴林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比到最后还剩7分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一次罚点球的机会，但是当乌队主罚命中后，裁判说乌队有队员提前进入了禁区，判罚球无效。这个愚蠢的日本裁判却反判给了巴林发任意球。这样一来，本应在主场以1∶0取胜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被裁判的一次明显失误扼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不服，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要求改判乌兹别克斯坦队获胜。但是你猜怎么着？国际足联只承认裁判是一次‘技术性失误’，但比赛结果不能更改。后来在乌兹别克斯坦足协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足联才勉强同意重赛一场。乌兹别克斯坦足协认为，重赛一场可以，但只能重赛最后7分钟，因为裁判的错误是在离比赛结束还差7分钟发生的，因此要从我们罚点球开始，再比7分钟就行了。国际足联说，同意重赛就已经是破例了，你们要是不同意重赛就算了，只打7分钟绝对不行。乌兹别克斯坦没办法，只得和巴林重赛一个全场，结果最后还是0∶0握手言和。乌兹别克斯坦折腾了这么一大圈，又无可奈何地转回到了原来的结果上，简直窝囊死了！在中国要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更难改了，不要说比赛规则限制你，足协的领导层也不会支持你。他们这样做也有他们的道理，如果球队一输球就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裁判，的确不利于中国足球从主观上寻找失利的原因，在国际比赛中就会更不适应裁判，吃更大的亏。在这一思维定式下，足协在宏观把握上，不可避免地要向裁判倾斜，在国外也是一样。对球队来讲就要面对现实，只能去适应裁判，而不能让裁判适应你。”

“那对黑哨裁判就没有办法处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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