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的高贵

和一种制度的庸俗

经过3.6万余名市民无记名投票，王争艳从2万多名医生中当选“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王争艳从医25年，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有病友如此推荐王争艳参评“好医生”：她时刻为病人着想，是个干干净净的医生。（12月23日《武汉晚报》）

□王石川（南京）

一代名医裘法祖说过：“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看检查报告，是为上医；同时看片子和报告，是为中医；只看报告，提笔开药，是为下医。”

今天，当我们打量王争艳的所作所为时，不免感叹良多。王争艳是高贵的，尽管她月收入仅仅2000元左右，一家三口18年来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几块钱的挂号费，十几块钱的药费，她常垫。

有个网友的留言耐人寻味，以前这样的好医生很多很多，现在这样的好医生很少很少，这是为什么呢？余生也晚，但在我年少时的确能碰到这样的医生，如今马齿渐长，这样的医生似乎的确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其实，医生不开大处方，难道不是分内之事吗？今年3月，针对“为何中国的医生群体性喜欢开大处方”？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我们说开大处方是医生的错误，还不如说是目前制度本身的错误。因为医疗服务没有得到公平、合适的产出，医生受教育的时间短则6年长至10年，他们承担的工作风险高，劳动和收入不对等。日前，有消息称，医生诊费要提升，但旋即有人担忧，怕就怕诊费提高了，药价没有降，变成“过去从患者一个口袋掏钱、往后改从患者两个口袋掏钱”，这种局面是不是制度因素？

再其实，医生进社区是不是也属应该？有专家说，社区医院乏人问津，是因为制度界定了好医生在好医院工作。这似乎同样是制度的因素。

我相信，每个医生在从医之初，都会宣读《希波拉克底的誓言》：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为他们谋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王争艳的行为可以说完美契合了这些。问题是为何她的那些同学不愿意下沉，比如她一同分到汉口医院的3名同学，一名高飞，一名南下，一名已是科主任。我们能责怪这些同学吗？显然，起码不能全怪，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制度不能保证医生做一个好医生，如果现有制度只能出一个王争艳，那么说明这个制度未必是好制度。如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很庸俗，把利益放在道德前面，把扶危济困放在次要位置，那么首先说明现有制度已经庸俗化了。

也许只有改变了庸俗的制度，才能涌现更多的高贵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