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河南）

从2009年2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选择自杀的10人中，死亡原因不明的尚有3人，剩下7人中有4人确定是“非腐败”原因。（12月30日《广州日报》）

在“官员也是普通人”的“熟悉”语调中，在所谓“死后为大”的传统遮掩下，把公众的知情权当成是过分的要求，甚至是一种“变态的知情权”，在笔者看来，作为知名行政学者的毛寿龙先生可能忘记了，公众对官员的知情权从来就没有完全实现过，单单的“财产申报制度”缺席就能证明。公众对官员的了解不是停留在官方公布的简历上，就是停留在一些口耳相传的猜测话语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把公众对官员自杀信息的渴望了解当成是过分要求，恐怕是一种南辕北辙。

所谓“死后为大”的传统，在笔者看来，更是“为官者讳”，也是对公众知情权和“国际惯例”——公布真相的遮蔽。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婚恋私情和财产收入、死亡均属于个人隐私，从中反映出的道德品行和能力只关乎其个人形象，但政府官员的婚恋私情与收入状况、死亡却会影响政府形象和社会价值标准，这正与公共利益有关，因此不能视之为隐私而须向社会公开。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与普通公民相比，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其隐私权的内涵和边界相对要小一些。正因为如此，官员自杀的真相应让公众知底。

官员一旦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