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座坟茔，躺着573人。这其中，有约40%的人是红卫兵。人们习惯将这个墓园称为红卫兵墓园。6日，阴，天气有些冷。墓园被高墙围着。三三两两的游人，从报纸上得知墓园被评定为文物后，前来探望。在经历42年后，这个墓园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文物，它也走过了不寻常的路。

【 评为文物 】

“埋在这里的，有6个人和我同岁，最小的8岁”

6日下午5时，沙坪公园，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史料的罗华（应采访对象要求，罗华为化名）带着记者，请保安打开了红卫兵墓园的铁门。

罗华现在是沙区作家协会会员，43年前，14岁的他曾是红卫兵，在北碚朝阳中学读初一，他见证过当红卫兵的同学在他身边倒下，再也没起来。“埋在这里的，有6个人和我同岁，最小的8岁。”他说，“每次走进这里，我都心痛。”

2007年9月，罗华受一些有识之士邀请，在沙坪公园管理方的指引下，开始搜集关于红卫兵墓园的一些史料，以便为今后的文物申报打基础。两年多时间，他和另外两人共采访了约2000人，其中约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信息。采访对象，几乎都是躺在墓里的人的亲友、同学等。沙坪公园负责人钱立全说，为搜集史料，他们共投入了约40万元。去年5月，罗华等人填了文物申报表，层层上报了重庆市文广局。

2006年，国务院下发第三次文物普查通知称，1980年以前的，有代表性的，有历史、科学、艺术、社会价值的遗迹，可以评为文物。

重庆市文广局副总工吴涛6日回忆，早在2005年前，重庆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提出议案和提案，希望能加强红卫兵墓园的保护。

那时，有人对此质疑，一是认为该墓园不符合文物标准；二是认为红卫兵墓园记录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没有必要保存。

2007年，重庆市开始第三次文物普查，先是重庆师范大学的教授、学生等，进墓园查清了墓的数量。之后，重庆市文物调查专家来到墓园勘察。

去年，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吴涛等10余名重庆市知名的文史、党史、近代史、建筑史以及规划专家，又开了两次讨论会。吴涛回忆，在两次会上，他都提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还有专家指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由于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的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红卫兵墓园评文物，没有一名专家反对。”

【 前景规划 】

能留存不容易，或许可以成为景点

去年12月15日，对于罗华来说，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日子。当天，他们接到通知，红卫兵墓园被评为市级文物。他认为，接下来是对文物进行抢救。罗华说，这个墓园曾3次遭毁损：一是墓园建好后不久，有农民搬走墓块石，用来建屋。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有人以为墓中埋着枪与匕首，曾挖盗洞进入其中。三是不知何故，有约5座墓倒塌。而且墓碑上的文字风化严重，只有80%左右留存。

但能留存下来，也很不易。罗华回忆，“文革”之后，重庆市一名市领导授意，将这座墓园用围墙围起来。上世纪80年代，再次对围墙进行维修。而沙坪公园的管理方，这些年加强管理，甚至设立了岗亭。重庆大学教授、旅游学博导蒲勇健建议，这里可以作为景点，让游人们前来参观，从而受到教育。

【 文物故事 】

因武斗被判入狱13年，经手安葬近300人

67岁的老人郑志胜在沙坪坝一带很出名，因为由他送进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安葬的人就有近300名。回忆起当年，郑老的声音顿时低沉，眼里噙满泪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就葬在墓园。”郑志胜曾因在武斗中有命案被判入狱13年，然而这并未能减轻他对死者的愧疚。

亲手把干妹送进来，每次去墓园都会落泪

迈上墓园长长石梯的最后一步台阶，郑志胜轻轻抚开墓碑前的杂草，默默地注视着这座约2米高的墓碑。“墓里埋着我的干妹妹，叫秦春菊，是我亲手送进来的。她当时只有10多岁，是从沙坪坝去河运校给人送饭时被枪打死的。”

郑志胜老人准确地记得墓园里很多人的名字和他们被埋葬的具体位置。当时，郑志胜是重大电机系电力专业的学生，负责处理遗体。“每年都会去墓园，和当年的同学、朋友说说话，每次都泪流满面。”6日，郑志胜噙着泪水说。

曾目睹农民撬墓基，写了50万字的回忆录

“每一座坟此前都只是一个土包，所有墓碑都是武斗平息后新建的。”郑志胜说，因为在武斗中有命案，他于1970年6月26日被关进了白鹤岭5号沙区看守所。1976年底，他和另外几名狱友出来运粮食，特别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没想到，他们刚走到墓园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拿着铁锹、钢钎正在猛撬墓基，抬着挖出来的石头回家。痛心的他们立即大声呵斥，农民们这才扛着工具跑开。

“虽然已经服了刑，但我多年来的愧疚从未减少。”郑老说，他写了一部约50万字的回忆录，其中关于这一时期的篇章占了约1/3。

墓碑为何高低有别？地形错落经费有限

墓园内的墓碑高低错落，最高的墓碑约有8米。1967年，刚安葬的时候，就是在土堆上插上写着死者名字的木块。直到1968年2月，陵园开始进行大整修：建造了墓碑，大多数墓碑仿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1969年1月，建造结束。墓碑高低有别，是因为经费、地形等原因造成的。

曾钟（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培训学院退休教师）

2003年，从学校退休后的曾钟买了一台相机采风，偶然到沙坪公园走入墓群时，顿感震撼。“我没有参与那场武斗，但死难者有我同学。”曾钟决定记录这段历史。

从这一年开始，家住沙坪坝小龙坎的曾钟，每天早上起床就来到墓地，“每来一个参观或者祭奠的，我就会上前询问他们与死者的关系”。

根据死难者家属提供的线索，曾钟采访了与死者有关的人士。3年之后，曾钟结识了50余位死难者家属，并整理了一本“沙坪公园‘文革’墓群考”的资料。

今天，这些成为红卫兵墓园保护的重要史料参考。

记录下全部碑文

陈晓文（重庆出版社编辑）

早在曾钟前，陈晓文就开始关注沙坪坝红卫兵墓园，是至今墓园碑文最完整的记录者。

上世纪80年代末，为编辑“文革”十年的历史，陈晓文和朋友邀约在墓园碰面。“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十分吃惊。”他回忆，墓碑风化很严重，有些文字也变得模糊。而且不少碑石被周边居民搬回了家。

“如果不保护不记录，假以时日，一个重要的历史载体将永远消失。”自此，陈晓文和朋友开始记录每座墓碑的碑文。同时，在他和部分人士的建议下，沙坪公园开始对墓园进行保护。

何蜀（重庆“文革”研究专家，《红岩春秋》原副主编）

因为共同关注红卫兵墓园，陈晓文和曾钟成了挚友，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何蜀。

“红卫兵墓园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一段用水泥、砖头凝固下来的沉重历史。”

何蜀称，将红卫兵墓园确立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规范性的保护，是对中国历史的重要贡献。

何蜀说，申报成功说明我们政府越来越重视政治文明，“事实上，民众已有了理性正视‘文革’历史的社会心理环境，我们的民族更加成熟了”。据《重庆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