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莫言长篇新作《蛙》，《蛙》是作者的第11部长篇小说，作者十年酝酿、四载笔耕、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巨制。

至于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莫言说“蛙”其实是一个图腾，是作为繁衍的象征。小说中，“蛙”和“娃”有着许多关联。

莫言说，十几年前我就说过，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写人的灵魂，写人的忏悔，这也许就是《蛙》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1月6日，莫言接受了晚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晚报记者 尚新娇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反响强烈。之后莫言陆续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小说。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一直深受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影响。《蛙》是莫言4年来的新作，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60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

记者：姑姑是《蛙》中的女主人公，她既是“送子娘娘”，又是“堕胎杀手”，你怎样看待这样一个矛盾体呢？

莫言：“姑姑”这个人物太丰富了，当然生活与小说是有区别的，并且悬殊很大，生活中的姑姑出身地主家庭，从上世纪50年代就从事妇女生育工作。两个人的出生不同，命运也不同。让我来判断生活中的姑姑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是好人，因为把别人放在那个位置，她未必做得更好。

五六十年代，姑姑为产妇接生，可以说是欢天喜地，充满喜悦，认为自己是很有用的人，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接到人间，新生婴儿的哭声给她带来安慰。

小说中的“姑姑”在80年代，计生工作也改变了她的命运，她是时代的牺牲品。“姑姑”这个人物很难定位，她始终处在激烈的心灵对抗中。

小说展示的是每一个侧面，反映的只是社会生活的背景，是一个时代的总结。

记者：从你的经历来看，蝌蚪这一人物显然有你的影子，作品是否赋予他更多的同情？

莫言：的确，蝌蚪身上有我的影子，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我可以归类其中。蝌蚪的精神历程也是我的精神历程。当年我们都冠冕堂皇地以各种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欲念，这就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写照。姑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许多共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许多人没法抗争，办过违心的事。这样的一个背景很重要，小说是写别人，也是写自己。

记者：从《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你一路走来，创作颇丰，《蛙》在你的写作生涯中占有什么地位呢？

莫言：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蛙》是一座孤独的山峰。写《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是写家族历史传奇。《十三步》《酒国》是黑色幽默，用的是超现实、反讽的手法。《蛙》围绕历史来写，作家介入得比较深。写了自己的心路历史，带着忏悔和罪过。人不能只描写他人对“我”的压迫，而很少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在台湾版《蛙》的序言中写道：他人有罪，我也有罪。所以，我们在批评别人时一定不要忘记检讨自己，不要因为别人偷了一只牛，自己偷了一只鸡而指责别人，原谅自己，五十步笑百步是不对的。写作时要把好人和坏人放在一起来写，即使十恶不赦的罪犯也要拿来写，因为他的灵魂扭曲了才成为罪犯，他的经历或许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记者：你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说过，“文字必须抓住社会热点，否则文字就是一纸空文。” 从中可以看到你是一个有勇气的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现在文坛有一种现象，就是刻意回避社会矛盾，其作品读来苍白无力，你对此如何看？作家应该怎样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

莫言：要求每个人去冲锋陷阵是不现实的，应该允许别人沉默，不表态，不能用道德绑架别人，所有的人和你一样，都有写作和不写作的自由，必须尊重别人。你自己冲锋陷阵，别人也有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鲁迅，鲁迅时代也有沈从文，也有张爱玲。张爱玲在抗日时期崛起在上海滩，国破家亡的年代她在写封建家庭，写男女情爱。过了几十年后，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她的文学地位，她的作品反而成了经典。所以没有必要都去选择重大题材，都去赤膊上阵，金刚怒目，可以写轻软一些的，呈现多种文学形式。

记者：你的作品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北京，我们感到自己是异乡人。”你虽已定居北京30年，但没有写过一部表现都市生活的作品。你是否认为，自己精神的“根”与写作的“根”始终在故乡？

莫言：“根”与故乡肯定有关系，但故乡只是记忆中想象的故乡，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真的回到故乡，和以前的发小、同学坐在一起交谈起来会有很大的心理障碍。我现实中的故乡是北京与高密，它们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作品中的乡村早已不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乡村，“我的故乡”早已将城市经验融于其中，城市经验是刺激我写作的原因。难道只有农村才能称为乡土、故乡？对于王安忆来说，上海里弄是她的乡土，对于苏童来说，苏州的街道就是他的乡土。乡土并不仅仅指的是乡村。

记者：有人说，你是写农村题材的乡土作家。在河南，也有很多以写乡土小说著称的作家，你对他们的作品如何评价？

莫言：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文化积淀厚重，在这块土地上有河南作家李佩甫、张宇、李洱，以及在京的河南籍作家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柳建伟、刘庆邦，这是一个强大的群体，像刘震云，善于干大活。他们基本上也是出身农家，写的也是乡村乡土。我与河南作家血脉相连。

记者：《蛙》中的内容都是近几十年我国发生的事情，读来十分熟悉，如在眼前。触及人性的深层，让人感受到现实与愿望、个人与社会的悖论与残酷，应该说，这是一场不可避免、难以化解的尖锐冲突。有人说，只有你这样的大作家才敢写这样的题材，一般人不敢写。

莫言：首先我并不是大作家，人人都可以写，这样的题材在别人的作品里也有，只不过没有作为主要的来写。关于小说中的“姑姑”，生活中我有这样的一个姑姑，是我大爷爷家的。她一生工作了50多年，在她灵魂深处，这是最激烈最复杂的一面。如此，姑姑的人物形象才算真实，才能达到我的写作目的，实现自己的写作愿望。

这个问题摆在眼前，无论是作家还是老百姓都不能回避，写作这样一个题材当然具有挑战性，会带来强烈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