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声音沙哑地唱两句小曲，李尕猴的眼里才会放出异样的神采。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

李尕猴所在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这个村庄八九成的农民都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北上，冬天南下”。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近日，记者带着疑问探访了小寨村。

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尕猴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贫困的家庭目录中。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讨得最早，但没讨下去”。

现在李家住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救助。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为最正确的一个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小儿子李玉平小时候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啥时候让我上学啊？”

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不是为了乞讨出远门。回家时，他又去乞讨，但这次是为了还交学费欠的债。不过，他的乞讨很快被听到消息赶到的李玉平制止了。

2008年腊月，23岁的李玉平回乡举行婚礼。去年年底，从江苏无锡传来儿媳生下孙女的消息，接到电话的李尕猴乐得一连喝了4天的酒。不过有时候，他也会羡慕村里那些因乞讨富起来的人，“人家比我供大学生过得好”。

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回村后盖起了大瓦房。“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就是最早出去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证实。

“不是因为生活困难才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村工作，从1999年前后，小寨人外出讨要时开始从讨粮食向讨钱转变，后来当地农民将外出讨钱视作“快速致富”的捷径。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村里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最穷的。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这很不光彩，是一种耻辱。”杨金忠说，不过近年来乞讨者正在减少。据杨维科介绍，以往讨要现象严重的时期，每年从各大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有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靠乞讨发家”只是传言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记者调查发现，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有些夸大。比如“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的乞丐坐飞机返乡”等。

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后，小寨似乎成了“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附近漳县、宕昌等地的行乞者，被城市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

还有传言称，当地村民石胜平靠乞讨赚了50多万元。近日，记者在小寨村见到了石胜平，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也早已改行，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而且学习成绩优异。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如今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有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5年前，石永茂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疯涨后，他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小楼，开始经营百货生意。据了解，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农民因此致了富。

去年村民年人均纯收入1980元

一条通往小寨的砂石路上，路旁的墙壁上随处可见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站起来，活出尊严！”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后来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候，一个村子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

进入21世纪，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杨金忠将小寨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拥有2514亩土地的小寨村，养活着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来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该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980元。而这一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

掩盖不了的贫困，加上外界的过分关注，让小寨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今，这个被污名化的村庄“很受伤”。

李玉平上大学后，曾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他还在村里办起免费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理想。他认为：“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