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妇“革命”

女人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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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半天制与全日制学校之争

职业女性的增多带来另一个问题：她们的孩子怎么办？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研究欧洲和性别历史的教授凯伦·黑格曼表示：“全球的出生率和女性就业率出现同时上升的局面，因此，在女性工作日提供托儿所服务和改革教育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与英法美等国家比起来，这个问题在德国尤为突出。1763年，后来实现了德国统一的普鲁士王国开创历史先河，率先为底层社会的人们提供强制性教育，设立了半天制学校。当时，半天制的教学规定主要与家庭经济模式有关，许多普鲁士家庭都让儿童工作帮补家用。邻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部分地区也应用了这套教育制度，它的根基也越来越深厚。

现在的德国不仅需要女性生儿育女，更需要她们工作养家，以弥补男性劳动力的不足。

长久以来，德国的中产阶级坚信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应该由父母而不是国家解决，他们认为学校的作用永远无法与母亲相媲美。41岁的伊迪斯·布鲁诺就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母亲。她是一名税务顾问，同时也是4个孩子的妈妈，丈夫则是一名收入颇丰的物理学家。布鲁诺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就从全职顾问转为兼职顾问，不久后，干脆辞掉工作专心照顾孩子。每天中午孩子们放学后，她的“工作”也正式展开：下午除了为孩子们检查作业外，她还要接送孩子们参加长笛班、钢琴课、足球训练和健身比赛。

布鲁诺这样的全职妈妈让人们对全日制学校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随着经济危机蔓延，“全职妈妈”变得越来越少。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妈妈拥有高学历，她们更希望学以致用，在职场上有一番作为。另外，女性工作人数增多还因为越来越多家庭无法只靠丈夫一人养家糊口。

2001年底，一项调查15岁儿童读写能力的报告震惊了德国人——德国儿童在27个国家里仅排第21名，而在社会流动（一般用语中，“社会流动”指向上移动或社会地位的改善）方面竟然垫底，这个结果与德国欧洲经济体“龙头老大”的国力完全不符。德国人意识到传统的半天制学校是德国儿童文化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之一。2003年，德国政府投入了40亿欧元（约人民币382亿元）设立全日制教学课程。到2009年，德国已有1万间学校引入全日制课程，7200间传统学校加入全日制学校的行列。5年前，全日制学校在一些德国传统地区仍然是无法想象的事情；5年后，它已逐渐成为主流。

政策：鼓励父亲申请“育儿金”

除了投资建立全日制学校，德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减轻职业母亲的后顾之忧。如今的德国劳工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默克尔的第一届政府担任家庭部长，2007年，她提出了建立更多的托儿所、免除私人儿童保健税收，还提出了标志性的“育儿金”政策——父母双方加起来可享受最多14个月的高薪“育儿假”，如果父亲一方休假少于2个月，政府只补贴12个月的“育儿假”薪水。此前，女性可申请最多3年的产假，严重影响她们的职业发展。“育儿金”政策鼓励父亲担当起更多抚养后代的责任，去年，21%的德国父亲申请了“育儿假”；而在新政策颁布前，这个数字只有3%。

拥有163年历史的西门子公司不仅是德国企业的代名词，也是最积极响应“育儿金”政策的企业之一。2008年，仅有638名男性西门子雇员申请了“父亲育儿假”，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964人。西门子的首席多样化执行官（CDO）吉尔·李表示，这个政策使得更少女性雇员因养儿育女阻碍自己的职业发展。46岁的吉尔·李来自新加坡，她在美国、中国和日本公司工作过，但从未见过德国母亲面临的矛盾。“一些父母鼓励女儿读大学，却又任由她们因为养育孩子辞职。”由于女性占据德国大学毕业生人数的一半以上，把她们禁锢在家庭对劳动市场来说是一大损失。一项人口统计数据预测，到2017年，德国将出现20万工程师的缺口。李表示，西门子通过在工厂附近设立日间托儿所、成立高中女子科学营等措施，吸引更多优秀女性科学家、大学生加入该公司。

尽管职业妇女的人数不断增多，但她们能否迅速突破职场中的“天花板效应”（比喻女性的职业选择和职务晋升被一种无形的困难阻挡，可望而不可及）晋升到组织的最高管理层，仍然是个未知数。《福布斯》500强公司里只有2%的女性跻身最高管理层。西门子是德国排名前30的大公司里唯一一家有女性加入董事会的公司。55岁的芭芭拉·考克斯是西门子8人董事会的一员，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相似，考克斯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

（下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