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简介：

著名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出生于上海。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

严歌苓20岁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了《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人寰》《白蛇》《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寄居者》《赴宴者》等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同时参与了《少女小渔》《天浴》《梅兰芳》等著名电影的编剧工作。

严歌苓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深受各界好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荣获了国内外各种重要文学奖项。

有人用“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来形容严歌苓，其作品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故事性、画面性，她那生动流畅的语言，细腻准确的描写，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与其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成为文学评论家及学者的研究课题，其创作的“王葡萄”“扶桑”“多鹤”等人物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形象。 晚报记者 尚新娇

“我现在的家在德国，丈夫今年要到台北去工作，所以我也要去那里生活一些时间。”电话中的严歌苓缓声细语，有一种知性女人特有的优雅，还传递出天下所有小妇人谈论幸福家庭时都有的那种知足与温馨。

“今年我来北京过春节……在国外就很少过春节，有时候就忘记了。”

严歌苓生于上海，在安徽长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父亲萧马是作家，爷爷是大学教授，母亲是演员。严歌苓似乎天生就是为文艺而生。

严歌苓不仅出身文学世家，后来又嫁入一个“文学家庭”，前夫是作家李凖的儿子。她在这个家庭生活了8年，作家李凖深厚的文学修养影响了她，这个和谐淳朴的家庭不但赋予她生活的温暖，还有写作的智慧与灵感。

军队对她的影响也是难以忘怀的，在她的人生与写作烙下深刻的印迹。严歌苓12岁参军，作为舞蹈演员在各地奔波巡演。

许多介绍她的资料这样写：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寄居海外。现在，她跟随美国外交官丈夫游历各个国家，丈夫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她称自己是一个“吉普赛”。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可以让她随性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她在游历中拓展视野，碰撞异域文化，撷取作品所需要的养分，尽情经营自己的小说王国。她的小说《赴宴者》就是跟随丈夫在非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完成的。

写作没有捷径可言

记者：最近，我读了你的《赴宴者》与《小姨多鹤》，两本书各有特点，比较起来，哪一个在写作上更有难度？

严歌苓：应该说各有各的难度，对于用英文写作《赴宴者》对我是一个挑战。而写《小姨多鹤》这样一个题材的长篇小说，同样是一个挑战，是另一种意义的挑战。

记者：《小姨多鹤》中的主人公张俭、小环、多鹤组成一个家庭，他们分别是中国丈夫、中国妻子、日本妻子，身上都有着战争的伤痕，生存与生活使他们联系在一起，性情不一，各有分工。二妻侍一夫，似乎没什么明显的裂痕，你如何看待你写的这个家庭？

严歌苓：为写作这部小说，我曾三次到日本，查了大量资料。《小姨多鹤》中的主人公在现实中是有原型的。三个人组成一个家庭，长期生活在一起，周围的人并没看出来。当然了，我可以想象他们生活的一些细节，一个男人对待两个女人的爱，爱的方式，各有各的不同。两个女人之间肯定也有复杂的心态，但为了一个共同的家庭基本上是和睦的，没有明显的冲突，没有像妻妾成群的中国旧式家庭，女人互相之间的嫉妒、斗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女人的容忍。

记者：日本女人与中国女人有什么不同？你更喜欢哪类女人？

严歌苓：她们各有各的性格特点，比较起来，中国女人乐观、容忍，在生活不如意时能够“凑合”，以这样的心态抚慰自己，渡过难关。日本女人呢，坚韧、认真、追求完美。

记者：英文写作与母语写作思维上有什么不同？是否要注重西方人的阅读口味？

严歌苓：我在美国生活了20年，用英文写作与用母语写作没有不同，我没有刻意去迎合西方人的阅读口味，不存在那个问题，一切自然而然。

记者：你喜欢读哪些书？哪些书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严歌苓：小时候起，我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读高尔基、罗曼·罗兰的作品，还有《红楼梦》。到美国以后，我读的是美国文学，南美洲文学，它们影响到我今后的创作。

记者： 你谈到过“硬碰硬”这个词，在你的成功之路上是不是很重要，它激起了你的写作勇气，是你性格中的特质？

严歌苓：是这样的。我没有走过任何捷径，都是一步一步走来，每一个脚印都没缺失。我是一个笨鸟，没有投机取巧。我也不知道怎么投机取巧，不知如果投机取巧了会不会心安理得，真的，我是写作上的一只笨鸟。

记者：通常多长时间写一本长篇小说？

严歌苓：两到三个月。但准备时间很长，像《小姨多鹤》准备了20年。

写作是一种自觉行为

记者： 从军13年，部队塑造了你什么样的心灵世界？

严歌苓：我觉得它对我，对年轻人是很好的地方，可以使你脱胎换骨。部队生活非常严格，纪律严明，但给人的收获很宝贵，影响是一生的。它影响了我今后的写作，使我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吃苦，克己律己，意志坚定。按说我目前的状态已经很好了，不写下去也是可以的，但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每天我都自觉地坐下来写作，没有人会督促你，这是一种自觉行为。

记者：相对于事业与家庭，你侧重于哪方面？

严歌苓：我是一个很容易从生活中找到乐趣的人。在后园里种蔬菜呀，给家人做饭呀，我都乐意去做。但是，让我丢掉写作，家务缠身，那我是不干的。

记者：失眠对你的影响很大吗？你写作大量的作品是不是也是你失眠的原因？

严歌苓：是的，我曾经一连30多天睡不成觉,因为我们家庭有这样的遗传。我的祖父在世时失眠一直折磨着他。

一个人创作压力很大的话往往会失眠，因为一直处于创作状态，脑神经始终处于敏感兴奋中，不停地思考，大脑很活跃，所以容易失眠。

“游牧”使我感受多元文化

记者： 你曾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而正是“游牧”才使你有了更加广阔的人生视野？

严歌苓：是的。走的地方多，见的人多，各种文化进行碰撞、对比，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也使自己更好地观察社会，因此捕捉到各种各样的写作素材。

记者：西方男人与中国男人对待爱情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严歌苓：西方男人与中国男人的区别在于，西方男人总是给对方留下很大的空间，所以不经常争吵，不像中国夫妻那种胶着的亲密程度，非要你活到我生活中，我活到你生活中，一方非要管住另一方，谁给你来的电话我都要知道。而西方夫妻，在感情与经济方面更为独立。

记者：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在美国，我算是中产阶级吧，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差距不太，不存在攀比。比如各家的车子悬殊不太，都不是豪华的那种。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人的压力是很大的。

记者：你是刚刚旅行回来，一年当中有多长时间在外？

严歌苓：大概60%的时间吧。

四十岁后心理最放松

记者：你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最喜欢人生的哪个阶段？

严歌苓：最喜欢40岁以后的这些阶段，在心理上比较放松，比较知足。

失眠症治好以后，也特别乐观，身体有了一个改善。生理影响心理，所以特别平静，觉得现在就很好，生活没有欠我的，生活给我的已经够多，再也不需要什么。

记者：你身上所散发的气质特别“女人”，你是如何保持这种娴雅气质的？

严歌苓：我娴雅吗？一般人都说我豪爽。这和我打坐有关系吧，我练了一个时期的瑜伽。后来随着身体的好转，又丢掉了。

记者：听说你写作时用铅笔，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

严歌苓：我用中文写作时用铅笔，我觉得不能丢掉手写这样一个传统，如果用电脑会发生“别扭”。我写英文时用电脑。

记者：你是如何安排写作时间的？

严歌苓：我每天起床很早来写作，中午一般不休息，晚上11点多休息。

记者：平时除了写作，有什么爱好？

严歌苓：读书，看电影，做饭，体育锻炼。

第一次婚姻仍然美好

记者：你的前夫是作家李凖的儿子，李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严歌苓：我在他们家生活了8年。他给我的帮助很大。他的古典文学很好，很幽默。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审美趣味，他教我怎样去看一幅画，一篇文章，什么是好的。他给我看他喜欢的字画。我发现他说的所谓好的，都很朴拙、朴素，从表面看形式很单纯。他们的家庭气氛很好，虽然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很有农村家庭那种状态，融洽幽默。他们经常讲老家生活的一些细节，夹带许多生动的河南方言，所以，当我写《第九个寡妇》时感到很自然。

记者：你曾说过“河南话那么简洁，那么有力，我对河南人有感情”。你到过河南吗？对河南哪些地方有印象？

严歌苓：到过呀，我写《第九个寡妇》时曾在洛阳的孟津县住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