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为“强制集训”国民党军警宪特建立

如今每个监舍30余平方米,有电视，有独立洗手间

1949年初，和平解放的北平正处于解放军军事管制状态。新政权作出决定，在国民党炮局监狱的原址成立“清河训练大队”，对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人员进行“强制集训”。

“训练大队为什么起名叫‘清河’？就是要特务们将自己身上的罪恶、灰尘、不干净的东西清洗清洗。”第一批工作人员中的卢凤来说。清河训练大队的工作人员基本选自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大队长安林就是情报委员会负责人。

1949年底，训练大队集中训练人数达2000多人，狭小的空间不敷使用。此时，新政权正在学习毛泽东于1949年10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这一文章的精神，1949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不能使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坐吃闲饭，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指示。中国第一个劳改农场的成立呼之欲出。

第一座劳改农场

1949年11月，受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委托，安林来到了天津以东一片30多万亩、从未有人开垦过的荒滩上。这里被称为茶淀地区，属于河北省宁河县，处于三条大河围成的三角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就在这里诞生。

1950年2月2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正式成立。安林任场长。

建场初期，这块盐碱地上根本没有住的地方， 农场干警和敌特人员只能一起搭席棚子。缝子都有一指宽，大风不停地往里灌。

“敌特分子中有很多京城纨绔与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干农活，他们简直是‘五谷不分’。扶犁耕地的不会吆喝牲口，手里摇着鞭子，嘴里却对着耕牛喊着‘兄弟向南，哥们向北’。几个人抓着骡子的笼头，急得脸红脖子粗却套不上车，出尽洋相。”卢凤来说。

出工不到两天，大部分特务手上即磨出了血泡。为了逃避这种超负荷的劳动，有人甚至蹲在别人解的大便上假装方便耗时间，也有人假病装傻、吞食异物。

犯人争先恐后“露鼻子”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历史反革命，清河农场决定“能用的就都用上”，并公开宣布“改造态度、表现好坏，出勤与劳动工效高低，是决定将来对其量刑轻重的条件之一”。这对已被关押了一年的“犯人”来说，震动可想而知。他们的干劲很快上来了，“都争先恐后‘露鼻子’。”

到1951年6月，清河农场已收押了5000多名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劳动改造换来了一条中心干渠，两座大型扬水站，还有纵横农场的大小渠道。“渠道设计得相当科学，有的是自己设计的，有的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也有的是被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设计实施的。”卢凤来说。

1950年7月12日，清河农场举行第一次全场宣判大会，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440名国民党特务宣判了劳动年限，刑期最长的五年，最短的半年。

刑事犯没有政治犯好管

1979年，当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在建国30年后终于出台，自此，“刑事犯”逐渐成为清河农场收押的主流。

或许是“文革”后遗症，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突出问题。1983年7月，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指示“从重从快从严”，“严打”由此拉开帷幕。

还在艰难恢复过程中的清河农场，用它那颤巍巍的老监舍，再一次接受了一大批“严打”所收押的需要“洗涤罪恶”犯罪分子。

如今的清河农场还残留着几处当时的老监舍，那围墙的墙体并不高，厚度也只有一砖。“当时的老监舍围墙只有2.2米。1996年，一夜大风就吹倒了一大片围墙。条件可想而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说，看押罪犯的任务十分艰苦、艰巨，一到下半年，玉米、高粱等高秆农作物长起来，如同“青纱帐”，罪犯逃跑风险很大，犯罪分子当时都在大田劳动改造，而那时的监狱警察连一辆像样的车都没有。更可怕的是，甚至有犯人挖洞已经挖到大墙之外，暴狱的危险随时存在。

此时清河农场的犯人与以前收押的两批“知识分子”已然不同。“文革”期间学校停课，这批犯罪分子不可能学到文化，法纪观念也很差。“这些罪犯恶习深、性情粗野，在监狱里的纪律意识差，管理难度也大。”王金亮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犯人的素质降到谷底。

老一辈清河干警比较怀念有文化的“监管对象”，“听话，懂道理，讲清楚了就会干得很好，累得直不起腰来也没有怨言。”崔乃贵说，而这些刑事犯，“没有文化，就知道闹”，有时稍有口角，拿起砖头、铁锹就打架。

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上级对清河农场的要求是“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但1983年“严打”刚开始一个多月，清河农场已经人满为患。

当年9月，根据司法部向西北调运犯人的通知和劳改局押运犯人的工作方案，清河农场将700多名犯人押运至青海西宁。同年10月20日，清河农场又将720名犯人遣送至新疆。如此大规模、长途押送犯人，在清河监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遣送犯人去西北的列车都是绿皮火车，车窗用钢筋焊着栏杆，每一节车厢门口都有持枪的警察站岗。”崔乃贵回忆说。

清河农场随着这次运动再次恢复生机，清河中学1978年、1979年、1980年三届毕业学生加入到监狱干警队伍之后，清河农场的干警数量稳定，也适时满足了对全北京市一半多罪犯的管理改造工作。直到现在，清河农场常年在押犯人数仍然占北京市服刑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新鲜的法治试验

1983年，老公安魏相如主政北京市劳改局时，“严打”正如火如荼。刚刚从北京市公安局独立出来的劳改局，已划归正在重建的司法系统。

魏相如担负的是监狱整顿与改革的重任，他发布的第一个革新之举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不准给犯人剃光头”。

他的改革有了些人性化，“但还不敢讲以人为本，只能讲人道，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仍然还在。”魏相如说。

“不准给犯人剃光头”推行了一年多。1985年，清河农场某中队跑了一个犯人，农场政委一怒之下，犯人一夜间又全被剃了光头。

1985年初，魏相如再次提出了革新举措——给将要刑满释放且一贯改造表现好的犯人，按照一定比例放假三天，让他们直接回家过年。

同样是在1985年，他甚至批准了两名犯人在服刑期间结婚。为此，他亲自找到北京市民政局协商。“他们说没有法律规定可以这么做，我说也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这样做，我这是做试验。”

整个上世纪80年代，改革空气弥漫在整个监狱系统上空。

一个在当时特别大胆的设想开始实施——监狱要走向社会。清河农场与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门头沟区政协签订了“帮教协议”，犯人改造第一次成为全社会的任务。

1988年7月7日，魏相如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司法部部长请到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签约活动”——北京市18个区县全都与劳改局签订了“帮教安置协议”。

“当时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和支持监狱改造工作，特许我们有‘一票否决权’。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区的帮教和安置工作达不到指标，即便其他方面工作都好，也不能评先进。”魏相如说，这被司法部称为“北京模式”，轰动了全社会，司法部也把这个办法推广到了全国。

从“报告政府”到“报告警官”

如今，清河分局各监狱崭新的监舍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大学。两道宽约十米的大铁门，混砖结构五六米高的围墙，上面密布电网。走进清河农场清园监狱，就会看到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广场，两边是一色的三四层崭新楼房。每个监舍30余平方米，住着8~12名犯人。监舍里有电视，有独立洗手间。

清河农场的正式名称已经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但在监狱管理局内部，它仍然是偏远的北京“飞地”，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清河农场。

中国开始提倡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开始注重服刑人员的心理转化和改造，着眼于服刑人员在服刑期满后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大环境。

清河农场走过了60年风云。在相当一段时期，专政观念致使所有到大墙里的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罪犯，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而专政管理对象只能遵循一个规律——我说你做，只许你这样，不允许你那样。由于监狱是专政机关，这种性质更加强烈。

然而，1994年《监狱法》的出台，直接改变了清河农场的行刑理念，监狱的刑罚特征逐渐取代政治性特征。一个细微但却鲜明的特征是，犯人有事以前喊“报告政府”，现在是“报告警官”。当然，清河监狱60年的变化绝不仅仅止于此。

“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

现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14所监狱已有9所被评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走过60年，清河农场从新中国第一劳改农场变成了现代文明监狱。

在清园监狱监区，有一小片类似四合院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的集训分监区(惩教分监区)，被称为“监狱中的监狱”。相对于监狱其他分监区管理模式，这个集训分监区的铁栏杆更为严密，专门设有禁闭室。这是清园监狱的另外一个特殊功能——所有清河分局所属监狱违反监规纪律的犯人，都被送到这里来进行集中教育改造，包括对出现思想包袱、可能发生自杀、自残或其他各种危险倾向的犯人开展集中危机干预和集中疏导教育。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