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材实料的虎骨酒

每条800元以上的天价烟

文物古玩、名人字画、国宝

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除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无数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解读高官落马原委，大都是文强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经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烟草业似乎成功地“借腐促销”

“天价烟”的叫法，因南京市江宁区原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而深入人心。

周久耕倒了，天价烟火了。烟草业似乎成功地“借腐促销”。

这个大背景下，林老板的生意更好了。

据他介绍，烟店存的高档货一般分为两块：一块是有进烟记录的，供备查；一块是从其他渠道上货的。

第二条渠道分成两条支流：

一是从“兄弟店”调货，或从外省市串货，“烟的口味地域性较强，一些在外省卖得不好的牌子会被散货到这里，一般加价一成再加一点运费，我们就能拿到本地来卖。”

二是卖“循环烟”。林老板的纪录是将同一条烟卖了三次，送礼人送掉之后，又被收礼人的太太拿来套现。

“收礼人赚大头，我跟着喝点汤”

林老板说，他这钱赚得提心吊胆，但又心安理得。

“肉食者”无疑是天价烟的消费者。“烟天生是礼品，可自抽，可变现，拿我这儿随时都能换成硬通货，虽然打点折扣，比收现金可安全多了。”

有时候捡漏还能捡着“肉”。林老板练就了一手绝活——掂烟盒。“重量异常意味着有情况。”他说，他曾经从一盒黄金叶“茗仕之风”中掘出两枚钻戒，还有一条卷着百元大钞的“软中华”。他将这个过程称为“淘宝”。

“贵是贵了点，但有很大市场”

如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程永照的定义——超高档烟，才是“天价烟”的学名。

烟草业主管部门按照调拨价的高低将卷烟分成五类，一类烟的档次最高，不含税调拨价每条500元以上的归入此类。零售价格在每条200元以上的卷烟产品被认为是高档烟。

但程永照认为，200元的区分线已太低。他将每条200~400元的划为“低端高档烟”，“芙蓉王”、“玉溪”等为代表；每条400~700元的为“中端高档烟”，如“中华”、“苏烟”等；每条800元以上的是“超高档烟”，即俗称的“天价烟”。

这年，复旦大学副教授陶明的博士论文已经收尾，他研究的课题是“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炙手可热的“超烟”部分在论文中缺失是个遗憾，但他后来想明白了，“天价烟并非是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更像是特殊国情下的怪胎。”

红云红河集团总裁的一句话反映了生产者的这种欲望，他说：“一支高档烟的价钱等于一碗过桥米线，贵是贵了点，但却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怪胎”天价烟

一家不起眼的烟杂店。

“有3字头软中华吗？”

店主林老板（化名）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早卖光啦，明天赶早！”

这家店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每天下午3时一过，柜台里就插满了“已售完”的小纸牌，能买到的只有“金上海”、“红双喜”等平民烟。

在几乎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环境中，这里是少有的“卖方市场”保留地。买的货越高档，越得求着老板。

有人进门，递上一条“黄鹤楼1916”，说声“先卖着”。林老板老到地瞄了一眼，点头收下。

烟杂店老板曾经从一盒黄金叶“茗仕之风”中掘出两枚钻戒，还有一条卷着百元大钞的“软中华”

古玩、名人字画、高档艺术品，甚至是国宝，被当作上贡的礼品，是时下非常流行的送礼方式。

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着重描绘了这一类“雅贿”怎样在官场和商界间起到“沟通润滑”的作用。

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浮石，简要概括了“雅贿”的“优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

“不过，‘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浮石说。

“雅贿”的逻辑

送真古董的有两成就不错了

“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郑贺在北京天雅古玩城开了一家古玩店，专营玉器。30多岁的他入行将近10年。

据郑贺介绍，这个古玩城里卖“老东西”（真古董）的并不多，有两成就不错，其余的基本都是赝品。

郑贺解释说，平时经常来他家淘宝的，基本上都是熟客。“来我家买东西送礼的不多，因为我这卖的都是真古董，价格不菲。”

著名收藏家郭庆祥，如今已是国内收藏界领军人物之一。 对于以古玩送礼，郭庆祥的看法是“自古如此”，不过是否送的都是真古董，“不好说”。

“中国的古董就这么多，哪这么容易就买到一件真品孝敬官员？”郭庆祥说，连他们这样常年搞收藏的人，在市场上都很难淘到真正的古董。

郑贺曾经被一个朋友请去某领导家“鉴宝”，该领导的妻子摆了一屋子“古董”，让郑贺吃惊的是，没有一件是真品。

当他把这一“噩耗”告诉领导时，对方沉吟了一下，镇定地说：“没事，假的也有处理办法。”

“首先，假古董也可以叫艺术品，同样可能以不菲的价格在市场流通；再者，假古董还有另外的多种变现方式。”郑贺说。

古玩店的“潜规则”

据郑贺讲，他有个朋友，也是古玩店老板，就是凭着古玩店的“潜规则”，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

“他的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了某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

郑贺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

“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郑贺说，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这样有“钱途”的工作，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

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谁在消费特殊补品

“当下官员们最流行的‘养生经’是：早上起床先吃三颗温水泡冬虫夏草，中午两条开水煮辽参，晚上再来碗燕窝。”著名官场小说作家周梅森侃侃而谈他所了解的“官场新潮流”。

在“送礼送健康”的口号下，很多高价保健品和珍贵药材似乎是专为“送礼”而存在的。“有些钱能买到，比如冬虫夏草、燕窝鱼翅；有些有钱也难买，比如虎骨熊胆。”周梅森概括，这些补品可以统称为“特需专供”。

近年来，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多次“侦查”到全国各地存在着一批类似的“特供补品生产线”。一些国家级保护动物制品被非法生产、地下流转，稀有高价（或无价），是这类补品的共同特点。

给官员送礼，要么为升官，要么为发财，越是非法、地下的，越显送礼者“心诚”。“这就催生了一个‘特供’补品市场，官员时兴吃什么，送礼的就送什么，这个市场的起伏，是紧跟官场潮流的。”周梅森说。据《瞭望东方周刊》

“循环消化”：“送礼，回收，再卖，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就在几个当官的家里转圈子。”

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

“贿物”品种三变

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

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

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

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

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华丽阵容媲美博物馆的馆藏目录。

王天义于2002年被判处死刑，而类似礼单在诸多反贪案卷中一再重现。

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年轻化”的需要。

“在中国，这（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

斯蒂芬说，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

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这（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贪腐官员拉动奢侈品“创新”

官本位思想主导，升迁的决定权掌握在长官手里，下级不得不巴结上级，这就造成了官场送礼的习气；而商人经营若得不到官府支持会遇到许多麻烦，商人贿赂官员，官员从中谋利，于是官商勾结。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贪腐官员不仅是普通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而且是拉动奢侈品创新的一个原动力。

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等，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瞭望东方周刊2010015期封面：特供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