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震惊世界的三星堆考古发现，一个是西双版纳的阿卡人村寨

两个相隔遥远的区域是否存在着密切关联？

一个是1986年震惊世界的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现：两米多高的青铜大立人、巨大的青铜兽纵目面具、4个带金面具的青铜头像、4米多高的青铜大树、6个神秘的轮形器、黄金权杖、60多支象牙以及数量巨大的玉璋、玉琮等玉石器。

这里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

一个是位于云南西双版纳中缅边境、316名村民的曼蚌阿卡人村寨：1996年结束游耕生活，2003年结束刀耕火种生产方式；至今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村民可以吟诵上溯至58代的口传史诗。

影视人类学者杨干才、王毅夫妇在进行了7年的实地调查后发现，大量的物质证据和非物质线索，指向这两个地理区隔遥远，似乎不可及的区域——阿卡人与三星堆文化存在着密切关联。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一行专家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中，在昆明观看了杨干才、王毅“用现存的哈尼族文化解读三星堆”的相关证据。从事多年三星堆研究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称之为全新的视觉发现。

记录阿卡人“蜕变”中的意外发现

杨干才、王毅本为昆明广告人，2001年变卖公司后进入曼蚌村寨，7年之间拍摄了200多小时的录像带、2万多幅照片，写下100多万字的日记。

他们已经会使用阿卡方言。2004年，杨干才从一名外来者成为村寨的寨老——负责商讨村寨大事的“长老会”成员。

2006年，杨干才、王毅的纪录片《蜕变》获得“2006中国十大纪录片奖”，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意大利撒丁国际民族电影节。

此后，他们重新回到“现代社会”，一位朋友寄给他们一盘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纪录片，他们看了之后大为惊异。

“我们发现阿卡人的文化和民间叙述与三星堆有诸多关联。”杨干才说，“后来我们赶到三星堆博物馆，捧着放大镜看馆藏器物——三星堆博物馆至今无法解释的诸多现象，在我们看来都可以从阿卡人生活的经历中得到解释。”

杨干才在昆明给前来访问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多位研究专家播放了《蜕变》片段，并对三星堆与哈尼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解释。

段渝对杨干才的比对解释深表赞同，他对在场的记者说，杨干才夫妇的发现让人有打开天窗之感，很多谜团豁然开朗。

据云南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杨慧介绍，阿卡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也就是一些人称呼的“爱尼人”，自称阿卡的他们是跨境民族，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南部、缅甸东北掸邦、老挝北部、越南西北部和泰国。阿卡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支，世代游耕打猎，属于典型的高山民族。

在谈话当中，杨干才多次提到，理解到阿卡人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完全是一次意外发现。

《蜕变》纪录片是杨干才、王毅从其200多小时的纪录电影素材中编辑出来的34个版本之一，整部纪录片完全用本土人对白和镜头转场构成：阿卡人将原始森林点燃，在褐红色土地上播撒旱稻，在雨季过后收割；有人在疟疾中辞世；阿卡人用最为原始的方式制作船棺，用吟诵了数千年的口传史诗将灵魂送回家园；阿卡人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和相伴的各种祭祀，都在影像中存留……

对三星堆的“阿卡解释”

三星堆最为人所思忖的是青铜大立人像的奇特相貌和对鸟的崇拜，让诸多学者思考三星堆来自异文化、异文明作用的可能性。

学者们曾猜测大立人可能代表一种失明、掌握文化的知识精英“鼓矇”，代表一种萨满的神职人员……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认为三星堆是一种受到来自遥远西亚、中亚影响的文明。

这些令专家迷惑不解的事实在杨干才、王毅看来其实十分简单，因为阿卡人的口传史诗中已经有明确的叙述——大立人相貌与大鹏鸟的传说相合。

杨干才说：“曼蚌村寨老樟别说，人和鬼曾经居住在一起，人鬼分家后，鬼经常到人的家里捣乱，使人生病，粮食歉收，逼得人无法生活。人就把鬼的所作所为，告到了第一代先祖‘所米俄’那里，‘所米俄’就派了他的坐骑一只叫‘阿吉’的大鹏鸟替他巡视天下，让鬼不敢到人住的地方。可惜大鹏鸟是一只盲鸟，先祖‘所米俄’为了庇护人类不受恶鬼的侵害，就把自己的眼珠挖出来借给了‘阿吉’。从此任何鬼魂，只要被‘阿吉’的眼睛看见，它将化为乌有，永远不能复生。”

“由于阿卡人从古至今都信奉祖先崇拜，而所有的祖先又没有具体的形象，大鹏鸟‘阿吉’就成为了崇拜对象、驱赶鬼魂的利器，鸟崇拜与祖先崇拜连为一体。逐步演化为对‘阿吉’眼睛的崇拜；阿卡人至今的房顶两侧都钉有一只木刻的鸟——阿吉，寨门上最多有9只。”

杨干才、王毅还发现，三星堆器物原件中，所有的人眼都没有瞳仁，瞳仁只存在于鸟的眼中。

不仅如此，杨干才还举出一系列令三星堆研究专家瞠目的证据：来自青铜大树、青铜贝币、神秘轮形器、黄金权杖、玉璋、玉琮等器物的“阿卡解释”。

三星堆带挂链的青铜贝币和青铜大树是另一组让三星堆研究者费尽思量的器物，诸多学者曾从贝币的财富属性、青铜大树所体现数字观念和神器观念着手，去探究这些器物的意义和价值。

而在杨干才、王毅看来，这些器物的真正意义，在阿卡人眼中丝毫没有悬念。“我们在曼蚌小寨期间，曾多次看到寨民们使用‘贝币’，这种‘贝币’阿卡人称‘伍习’。正常情况下主要是用于祭祀，有条件的情况下几乎任何祭祀都要使用。在曼蚌阿卡人眼中，这种‘贝币’甚至是一种圣物。每年春耕、秋收到‘米桑箩’（特定的原始树林、土地）祭祀庇护寨子的土地、树魂，其中的祭品就有‘贝币’。对他们来说‘贝币’非常珍贵，每次献祭时，只是用刀在贝币上刮一点点下来。生病或者女人不能正常生育，尼爬（巫医，一般是女性、有级别之分）会用磨穿的‘贝币’拴在患者手上、身上，挂在脖子上。对不育的女人，还会用‘贝币’泡水给她喝。”

杨干才认为，从阿卡人世代口口相传的迁徙史诗，考证迁徙路线、器物、现有文化形貌，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三星堆指称体系。“在云南居住的哈尼族有20多个分支，其中一支他们自称为阿卡人，1953年当地政府称他们为爱尼族，后划归为哈尼族。经学术界多年考察认为，他们属于古代氐羌人的迁徙民族，哈尼族（阿卡人）的祖先原来是游牧于青海、甘肃、西藏高原的氐羌系原始族群，公元前沿江而下，后南迁进入云南。”

“阿卡人作为氐羌系原始族群的后裔，其保存完整的文化，可能是解释源头文化的一把钥匙。”他说。

杨干才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石边璋上，看到刻有上下正反的两组图案，现有的三星堆解释是：图案中两山之间有一条小船，它载着死者的灵魂回归祖先迁徙地。他立刻想到自己拍摄阿卡人吉维支的葬礼中，船棺的形制表明它完全是一条具有“功能性”的小船，尽管当地人世居山峦地带，数百年甚至没有见过船。

他曾就船棺的形制询问寨子的宗教头领和寨老，这种船棺的形状是否有过变化？回答是：样子是古代传下来的，永远不可以改变，如果改了灵魂就回不去了，当然棺材的大小、选用哪种木材，要看死者的身份。

杨干才、王毅意识到，船棺等现存器物所暗藏的文化遗迹和文化记忆，或许象征着三星堆作为长江文化源头一种解释体系的片段——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长江以南，特别是中国西南甚至延伸至南亚和东南亚的特有民族现象和文化传统。

段渝和广汉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洋在得知这种表述时，表示高度赞同。

迁徙诗中的特殊现象

杨干才提到他在哈尼族迁徙诗中发现的特殊现象：在《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描述过哈尼族在迁徙过程中停留过的5个地方——虎尼虎那、什虽湖、嗄鲁嗄则、若罗普楚、诺玛阿美，其中对“诺玛阿美又平又宽、抬眼四望见不着边”的叙述，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南方地区很少有这种地形。

史诗中提到了叫乌木的大首领和四个分管的头人，而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中，也有一尊青铜大立人和4尊戴黄金面具的青铜像，至今阿卡人女人头饰上也有4个小球，这是为了纪念祖先中的4个头人。

杨干才介绍，哈尼族迁徙诗中提到，哈尼族在诺玛阿美住了十三代后，在拥有金属兵器的部族攻击下大败，被迫放弃诺玛阿美，南迁。

杨慧认为，在获得最终的阿卡人与三星堆之间关联的判断之前，更多的研究还应该综合使用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去获得更为直观的证据，但是杨干才、王毅用其扎实的人类学调查已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基础。

对于杨干才、王毅来说，如果要深究背后的意义，是将“阿卡人的归于阿卡人”的文化尝试。“1893年，在南美洲洪都拉斯以西的地方，美国探险家、律师约翰罗德史蒂芬斯和英国艺术家佛德瑞克凯德伍将他们对玛雅文明的记忆画下来，带回美国和欧洲时，全世界为之震惊。当时几乎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认为这种强大而璀璨的文明，不可能是当地仍在认为自己是从玉米里面创造出来的土著玛雅人创造的。100多年连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对玛雅文明的深入研究，终于用事实把创造了这一文明的荣誉还给了土著玛雅人。”

当学者们试图从中国中原文化、汉族文化、黄河文化，中亚、西亚、北非、犹太文化去解释处在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时，杨干才、王毅的猜想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出现一种本土转移，让人去重读一个处于边疆的阿卡村落历史，以及它文化深层可能隐藏的三星堆解读密码。

杨干才在从三星堆回来时，购买了一批完整的三星堆微缩模型。他们将再次进入阿卡村寨，和村民分享他们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再次聆听阿卡人的历史回忆和可能引发三星堆的本土解释。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