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给了我认知世界的概念”

刘震云的小说作品，大多是以故乡的风物为背景。河南，延津，老庄，这些大的小的地域名词码放在他的作品里，也码放在他嘴边，常常说给“外人”听。

他一直没忘记自己的河南人身份。他在北京常常替河南人说话，当外界一致嫌弃河南人，声讨河南人时，他站出来为家乡鸣不平。

他摆起河南人的“谱”。他说，放在宋朝，河南人说的话都是官话，那才是“普通话”呢。更多的是，他用文字描写自己的故乡，那些生存在黄河流域的底层乡民始终活跃在他的笔下。

他以老庄人自居，在偌大的北京城，他依旧穿着母亲为他缝制的对襟中式服装。他一开口说话就是，我们老庄如何如何，我是属于老庄界的。

他心窝里始终揣着故土。

问起这次回家的行程安排，他说：“每年回老家一到两次，根据写作时间来安排。春节很少回来，因为春节比较乱，平时比较静。”“前段时间我去了台湾，4月22日去韩国，下月要去美国，六月到南非，在这之前稍微有点空闲时间，就回家来了。再说我父母年龄都比较大了。母亲身体好，父亲身体稍微差点。”

我们的谈话在二楼客厅，他的父母此时在楼下，说起父母，他话语中满是儿子的关切。他说，父亲得过脑血栓，行动不方便，但其他都正常，每天吃什么饭，一日三餐如何安排，甚至喝几杯水，他都一一道来。作为家中长子，他在外面一直惦记着二老的身体。

当问到他书中经常写到的村庄是父亲的村庄，还是母亲出生的村庄时，他解释道：“是我外祖父的村庄。我从小由外祖母养大，小学在那儿上，不到中学毕业就离开老庄了，我父母在县城工作。”

“从小在哪村长大，肯定对哪村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熟悉，比如亲戚邻居呀，对舅舅的熟悉肯定超过了对叔叔的熟悉，对表哥表弟的熟悉可能超过对叔伯兄弟的熟悉。我小说中的人物编织也是这样，因为熟悉，所以是舅舅、表哥这类人物的关系多。”

“好多人以为我是塔铺的，其实不是。我在塔铺两个多月，生活状态是《塔铺》里的那个状态，生活的场景是那个场景，生活的心情也就是那个心情，但人物不是真实的，生活中的人物并不能撑起一个艺术的作品。真实的生活、心态比人物的真实要重要得多，读者宁可不看身边真实的生活，也要看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因为文学作品确实能把假的说成真的，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要真。”

“最初，老庄是一个新的村子，是我外祖父他爹开创的，他为了自家熬的盐和碱好卖，把这个‘新庄’起名老庄，加了一层历史感。”“把新的说成老的，”刘震云不忘幽上一默，“祖上就是说‘假话’出身，所以产生刘震云这样的人是很正常的。”

“鲁迅集中，我杂芜。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少，我的小说中人物多”

《一句顶一万句》里面的人物地点多发生在延津、新乡，让本土人看着亲切。不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一句顶一万句》阅读时有些难度，刚开始会不习惯，里面人物多，关系有些绕，不好一下子理清。

“是有人说我的作品比较复杂。复杂包含几个含义：一个是人物多，人物多是否与中国人多有关呢？第二个是‘绕’。它符合生活的本质。原来说的是那个理，后来又拐弯了，变成了另外一个理。”

“说我的小说复杂，不但中国人说，外国人也说，一个翻译家说，你书中的人名能把我绕死，能不能只写几个简单的人名。”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比较少，像阿Q，像祥林嫂，像闰土，我呢？像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人物比较多。《一句顶一万句》里写了至少30个人，3个和30个是不同的概念。30个能表现气氛、场景、氛围，含义非常不一样。所以我注定成不了鲁迅。”

“鲁迅集中，我杂芜。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少，我的小说中人物多。”刘震云补充道。

刘震云的书有一半是以河南延津为背景，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的眷恋、感恩。鲁迅对故乡，像外婆家鲁镇，既有美好的回忆，但也塑造了阿Ｑ、孔乙己，这些身上有着劣根性的国民形象，刘震云与故乡中的人物则是亲人朋友式的关系，当问到有没有想过，用批判的笔法写一两个典型人物时，他说：“主要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我的小说里有许多的批判。”

“我不倾向于把一个人的缺点集中起来批判。因为阿Q脑子有点‘二’，记吃不记打，脑袋有点秃，样子长得不太好，精神有缺陷。写这样的人未必能反映出大多数，没有杨百顺、牛爱国丰厚，他们更符合生活本质。真正好的小说不存在批判，也不存在褒奖，这样比较自然。”

“《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孤独深处产生的温暖”

在《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里， “知音”“知己”这些书面用语在这里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得着”、“说得上”，对于最底层的人物，他们除了生存，其实也很在乎自己精神层面的东西。像杨百利喷空，牛爱国寻友，只为掏掏知心话，讨个主意，这是最民间的情感表达，也是刘震云书中挖掘的意旨。谈到这点，他又回到书中，或者说是回忆里。

“在村里或在城里长大的孩子都会遇到‘与谁说得上’这样的问题，一种是目的性强，不远几十里去找一个人，找他商量商量。还有一种目的性不强，寻求的是精神慰藉，没事的时候就想说说话，其实这种话并不是有用的话。两个人说的是无用的话，不是有事在一起喝酒，而是没事在一起喝酒，这才是好朋友。”“说知心话的才是朋友。知心的话不平常，是不可告人的话，方便跟自己说，跟特定的人说，这也是《一句顶一万句》里面要说的。”

评论界称《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的《百万孤独》，刘震云也说它是自己写得最好的书。关于前者的说法，他这样说：“也准确，也不准确。说它准确，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特定的孤独感。西方人的孤独与中国人的孤独非常不一样。小说不单写孤独，写的是孤独深处产生的温暖。知心人之间的温暖，是生活深处的东西。”

“《一句顶一万句》里的牛爱国跑到河北，和战友坐到滹沱河边，说着说着，一个人靠着另一个人的肩膀睡着了。牛爱国与姐姐给爹娘上坟之后，姐弟俩坐在一起说话，说着说着，姐姐靠着弟弟的肩膀睡着了。如果能拍成电影的话，是很好的镜头。看似很孤独，其实很温暖。”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对书中那些手艺人的熟稔令人惊讶，比如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等，每个都写得入骨三分，日常得仿佛整日在他眼前晃荡。

他说：“这与我从小的生活有关。过去的手艺人是非常多的。熟悉未必真切，真切不光是熟悉，关键是对里面的人物是否有感情，这是核心点。”

“把严酷变成一块冰，掉到幽默的海水里”

在一些场合，刘震云说经常会用老家的一些方法作为行事的罗盘。那么，在延津的处世方法可以拿到北京，在北京的处世方法能不能拿到延津呢？

他这样回答：“这个方法不是小方法。延津或河南人看待世界不是这样的方法。一块羊肉，在河南做成烩面，在北京做成羊排，在陕西做成泡面。这不是重要的。”

“我写的《温故一九四二》，那场旱灾死了300万人，应该归于灾荒与政治。但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待生死的态度。比如老张要死了，但他想到，老李死在了他的前头，他比老李多活了几天，老张会说，比老李强多了。这种对待生死的看法多么豁达、广阔而有趣味。”

“河南人说话与做事非常幽默，有些话北京人答不上。刘氏幽默就是从河南延津老庄的地里长出来的。一句话，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书中，书中人物杨百顺的名字随着他命运的波折改了几次，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又从杨摩西到吴摩西，但问题始终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到哪儿去”。

刘震云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肯定是所有人的问题，一个人的大问题肯定是人类的大问题。比如生老病死，比如地震、霍乱，所有人都可能遇到，关键是以什么态度对待，河南人是以幽默的态度来看待。像延津，处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比较富庶，自古都有统治者进行争夺，战争频繁，一代代人面临的严酷考验太多了，他们不是用鸡蛋往石头上碰，用严酷对待严酷，而是用幽默，把严酷变成一块冰，掉到幽默的海水里。他们是这种生活态度。”

“下部作品：女主角是《塔铺》中的李爱莲”

《塔铺》《新兵连》是刘震云饱含感情与泪水的作品，《手机》《我叫刘跃进》是写现代社会的种种病态，《故乡面和花朵》则是他极具想象力的精神长篇小说力作，每一个时期都呈现给读者惊喜，并且每一部都与社会、时代有一个契合点。那么，他的下一部小说又会以什么面目呈现给读者呢？

“《塔铺》《新兵连》比较感性，《手机》里的严守一长在河南的地界，《我叫刘跃进》中的刘跃进也是在河南的地界里长出来的。下一部作品基本的情感，看待世界的幽默的态度，刘氏的幽默是不会变的。人物肯定不一样，以前作品中的男性多，这次主人公是女的。”“表面看与生活中的女子没区别，但心里想法不同，这会出现另外一种特别不同的效果。”

他透露：“下部小说的主人公曾经在《塔铺》中出现，叫‘李爱莲’，读者会看到李爱莲3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