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从20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他体会到，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会让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变得更深刻，他的多篇文风犀利、与现实密切相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2009年初，他出版了《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为切入口，进行了目光独到的解读。之后又相继推出《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以一个史家研究者的独特眼光重新梳理近现代史。近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晚报记者 尚新娇

一年改换三种角色：

军人、工人、大学生

雷颐有在河南生活的经历。当记者拨通他的电话，告诉他郑州晚报想做他的专访时，他脱口问道：“晚报还是在陇海路上吗？”这一句话道出了他“老郑州”的身份。

他告诉记者，他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郑州度过的，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小学就读的是文化路二小，中学是现在的河南省实验中学。小学时的印象比较美好，因为家境比较优越，在班上成绩也好，讨老师喜欢。中学没学什么文化课。

谈起经历，他感触颇深：“我下乡4年，接着去当兵，在江西和福建做空军地勤。几年后复员到河南平顶山，在那里的一个工厂当车工。1978年很重要，是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国家高考政策恢复，我参加了高考，顺利考上了大学。可以这么说，那一年我的身份发生了3次改变。前三个月我是军人，尚未复员。中间6个月，我是工人，最后几个月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一个人的命运紧紧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回想起来，人生充满变数与动荡。我们作为普通人无能无力，只能咬牙坚持、应对，做一些准备。一旦机会来临，命运就可能发生改变。我在下乡的那段岁月里，精神也很痛苦，但我一直没中断学习，看了好多书。绝没有想到以后还能考上大学。像我们那代人多数都没认真读过什么书，我在同龄人中看书最多。”

书写历史：

寻觅档案之外的“另一个”

雷颐一再强调，关于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他举了一个例子：作家梁晓声曾经写过，在以前的那个艰难岁月，他们家因为受了一位阿姨的特殊照顾，每月多了几斤豆腐票，可以解决些他们的吃饭问题。以至后来回忆起来还对他们家的这位“恩人”感激得不得了。这些平凡中的小事对于学历史的人来说，能从中读出一种历史感。现在来看，都是小事，有和无只是一点点的差距，好像比不上奔驰和自行车的差距大，但对一家人的生命和健康，奔驰和自行车的差距比不上当年一个月的半斤粮食、几斤豆腐。

“1971年我到河南叶县下乡后，对农村、对社会有了更多真实的了解，身上逐渐去掉了学生气。在农村，我看到了农民的生活之苦。有些知青看看也许不以为然，并未留意这些现象，我却一直在思考，这段经历对于我后来的历史研究非常重要。”

说晚清人物：

从现代角度重新审视

近年，雷颐所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引起极大反晌，这本书将李鸿章置于晚清社会大背景之下，剖析了李鸿章与晚清王朝的命运纠葛，揭示了其内心世界，为人们认识晚清社会与李鸿章提供了独到视角。

从1862年到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下《辛丑条约》后病逝，这40年李鸿章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他试图为晚清进行改良，却屡次失败。

雷颐说：“李鸿章这个人圆滑、世故、老练，知人论事，外圆内方。他很了解官场，会做必要的妥协，自保又能办事，讲究技艺，善于周旋，但做事有底线。他不断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可以基本肯定的人。”

“清政府传统中没有外交观念。只有一个理藩院。清政府愚昧腐朽，骄傲自大，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外国只有朝奉天国之理，没有外交之说，设外交部是违反传统。所以它只在南方任命了南洋大臣，在北方任命了北洋大臣。外国人到中国，只能跟南洋大臣、北洋大臣打交道。清政府认为这样才有面子。实际上等于把权力交给了地方政府，致使地方政府权力越来越大，李鸿章长期当北洋大臣，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深谙其道。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切外交事宜只能依赖李鸿章，所以他的权力很大。”

关于清政府三大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历史对他们褒贬不一。雷颐这样评价3人：“首先，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曾是曾国藩的私人幕僚，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本着‘师夷长技以治夷’，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李鸿章比较圆滑，与曾国藩的关系保持得一向不错，表面很恭敬。左宗棠性情刚直，不够取巧，与曾国藩水火不容。而曾国藩和李鸿章可以联手商量很多事情。”

关于变革：

被动不如主动

研究近代社会对现代化建设很有意义。雷颐在《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谈到了主动变革与主动“现代化”的问题。一个王朝的主动变革与被动变革蕴藏着许多机遇与错失。

“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主动变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我们熟悉近代历史，熟知晚清的命运，以史为鉴，我们主动变革的愿望就会更强烈一些，变革中的阻碍就会少一些。”

“清王朝在刚开始变革时，也有很大阻碍，电线、电报、铁路在引进修建时人们的争议很大，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是‘以敌为师’，‘被夷化’，反对的声浪很高。改革难度很大，要经过长期的观察，判断。当时林则徐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在改革中也进行过讨论，关于姓‘社’还是姓‘资’后人看来很容易的事，当时面临的阻碍是相当大的。”

雷颐在其撰写的《中国现代的“华夏中心观”与“民族主义”》一文中认为，对正处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汲取其他文明中有益的东西(不是对抗，不是简单说“不”)，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制度文化，不必担心因此会被“他者”所“化”。他说：“保守思想严重，会导致社会腐败不堪，对全社会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体制改革十分重要。”

90年前的事情：

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遗忘好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战争、饥饿曾经那么残忍深刻地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但随着时代的更迭，人们更喜欢选择遗忘麻木，出现这种普众心理的原因是什么，雷颐有自己的深刻认识：“每个人都会记住什么，遗忘什么。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让你记住什么，遗忘什么，往往是受到主流掌控。我们为了不重蹈覆辙，需要保持记忆，与遗忘抗争。”雷颐对历史的书写与挖掘，恰恰做到了这点，提醒人们的记忆，使国民鞭挞自身，保持清醒和奋进，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责任。“所以我说，不能光看文本，文本不完全是真实的，要看民间的东西，民间的诉说。”

雷颐说，历史总在重复，比如清政府官办与商办这种产权不明的企业，结合我国企业改制此类问题很普遍，如何避免历史的重复？只能认真识别把关，避免历史的重复。

“第二故乡”河南：

期待文化教育的繁荣

雷颐经常出差到河南或路过河南，对自己青少年曾生活过的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谈起对第二故乡的印象，以及今后河南的发展，他流露出深深的期许：“我觉得河南现在变化比较大。河南是中原文化，历史悠久，古代文化灿烂厚重，比如宋都开封。南宋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向南移，河南慢慢成了落后保守的代名词。不过，现在河南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位置一直往前移，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上有很大进步。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商业也很发达。持续发展下去，会更加令人刮目相看。”

“与全国先进的省份相比，一流的大学河南始终没有。文化、教育也需要一些条件的保证。一是物质保证，二是允许学术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广东在某些方面就非常开放，蓬蓬勃勃，在开放度与活力方面已经超过上海。还有湖南卫视，比北京、上海相比要强得多，但湖南的经济却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说明文化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决定的。河南应该制定更加宽松的政策，以此推动文化教育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