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民航系统还没有空中乘务员这个职位，只有飞行员。在长途飞行中，只有报务员会抽空为乘客倒水，其他航班上基本上都没有任何专职的服务人员。直到1955年8月，新中国民航首次招收女空中乘务员，一律由各学校保送。经过层层挑选，最终选定了18位女学生，新中国第一代“空姐”由此诞生。

初上蓝天感受条件艰苦

“1956年初，我们这批空姐集中进行了半年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是先地面，后空中。地面服务知识，如值机、配载、气象、航行、运输、旅客接送等；礼节、服饰方面，则请了外交部礼宾司同志讲课。接着上飞机进行实习，开始在本场进行随机起降，以适应空中反应。最初有几个姐妹不习惯高空工作，在飞行几十个起降后，脸发白，出冷汗，恶心呕吐。此时，我们才初步感受到了吃这碗饭的滋味。”当年的空姐康淑琴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飞机及机上的供应同现在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那个时期的飞机小，多半是苏式前三点和后三点的伊尔－14和立二机型，旅客坐椅只有十几个，最多24个，每架飞机上只有一名乘务员。因为客舱不是密封的，受气流影响很大，所以一遇到坏天气，如雷电厚积云，飞机就会严重颠簸，旅客也会因颠簸缺氧而呕吐。而且，那时旅客及机组人员不能在机上用餐，只能通过其他工作人员在中途航站事先备好空勤灶及旅客的餐食。由于条件恶劣，那时飞行一天下来，机组工作人员累，空姐更累。但这批空姐在航路天气不好飞机严重颠簸时，她们依然能来往于客舱间，给旅客送去温暖和真诚微笑。”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但对十八姐妹来说，刚上飞机时的艰难处境依然历历在目。

首长专机上的服务

由于当时全国只有这18位“空姐”，所以她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大量的飞行任务，外国友人、党政要员都曾在她们贴心服务下，度过愉快的空中旅程。最让她们难忘的，要算执行首长专机的任务。

今年72岁的王竹报在1957年至1967年间，多次执行周恩来总理的专机任务，陪同周总理飞遍了全国数十个城市。据她回忆，一次，飞机在平稳地飞行，总理坐在小桌旁阅读文件，放在桌上的茶杯有时与发动机的旋转发生有节奏的共振，茶杯与托碟之间发出咯咯咯的响声。王竹报注意到，总理几次将目光从文件转到茶杯上，她知道这不协调的声音破坏了机舱的宁静，影响了总理的思绪，于是就拿了一块小毛巾，垫在茶杯与托碟之间。杂音消除了，总理满意地点点头，对王竹报说：“小王，你很细心，又很聪明，服务工作就应这样，要善于观察，要分析研究旅客心理，把服务工作做在旅客提出要求之前。”

郭桂卿也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在专机上工作了近20年。毛泽东第一次看见她，就问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田一：“她是谁呀。”何田一答道：“空中服务员。红色空中小姐嘛。”当毛泽东得知她叫郭桂卿时，风趣地说：“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啊！”

她们的爱情和婚姻

1956年4月，马鸿志作为第一个拿到护照的“空姐”开始飞中缅航线。中缅航线是我国开辟的第三条国际航线。航线虽然不算太长，但大小总是国际航班，不论旅客多少，也总有国际友人。一次，马鸿志为缅甸的一个议会代表团服务，其中有一名缅甸的议员对马鸿志产生了爱慕之情，送给马鸿志一对耳环，因为有纪律规定，当时马鸿志就委婉地拒绝了他。后来这个议员通过其他人转达他的意思。马鸿志不愿意与外国人谈恋爱，于是机长以马鸿志已经有男朋友为由回绝了他。

当时对第一批“空姐”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参加飞行两年后才能谈情说爱，至于结婚，需要组织同意，并经过严格的政审，才能决定是否通过。当时民航飞行队从空军调来一批飞行员，按年龄他们都该结婚成家了，这批女乘务员自然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目标。18名空姐中15个人都嫁给了飞行员。

陪伴第一位“无人陪伴儿童”

近几年来，民航“无人陪伴儿童”业务受到了不少家长的欢迎。可是有谁知道，这项业务其实早在1961年6月就曾有过。张慧淑有幸成为中国民航史上首次为“无人陪伴儿童”服务的空中乘务员。

当时是一个大概两三岁的小孩，因为住在上海的爷爷奶奶无力照顾，在南京的父母也无暇去上海接，不得不托付给民航。当飞机安全到达南京时，孩子的父母紧紧地握着张慧淑的手，再三表示感谢，并在机舱门口给张慧淑和孩子合了个影。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自由翱翔于蓝天的“18只清丽可人的小鸟”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但她们的心却依然属于蓝天，属于中国的民航事业。不久前，刘淑娟等第一批民航“空中小姐”走上同一架航班，举办了她们安全飞行的纪念仪式，目前，都已相继离开了工作岗位。 摘自《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