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峰

伊身体微恙，医生开了些中药，熬药的任务就落到我身上，每日清晨或黄昏，慢慢熬药：熬草药，竟也熬出了兴致。一碗一碗在药罐里淋入清水，以筷头轻压，看枯干的生命瞬间湿润鲜活起来。盖上砂锅，慢慢浸泡。几十分钟后，拧开灶头，以武火煎熬，待水开后，热气四逸，药香渐渐入鼻，我就拧小灶头，转为文火慢煮。因为技术不佳，水位与火候掌握不准，中途总要掀开盖子查看一次，但见种种草药交糅出微苦的药气扑面而来，汤汁明显加厚，有一味叫通草的中药迅速蜷曲着白嫩的身躯，如蛇行水上，猛一见，蘧然一惊。

我曾经迷恋古代那些略带忧郁而又纤弱的女子，遥想她们住在满屋子药气与茶香的阁楼上，倚窗听雨，弹琴遣兴，看残叶飘零，落红满地，听雨打芭蕉，匝地有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异态，且颇有男权主义的倾向。但那样的女子却容易引起男人的爱怜，是以许多人都乐意去玩味“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场景。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曾写道：“许多人，都怀着一个大愿。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已不单纯是封建传统的陋习在作祟，几乎有些变态了。因为中国文化中蕴涵了一股微苦的药气，许多人心中才会有这样的大愿吧。我一直认为，茶气、酒气、药气，三者合一，有种共通的旋律，熏染了中国文化。

我小时候调皮，闹得胳膊摔断过两次，每回祖父都带我去一个姓谢的中医那儿接骨，接好了还要带回一大包草药辅助治疗。我害怕喝中药，太苦，但喜欢看祖母熬药，她用一个黑色陶罐熬药，陶罐粗朴的身子上有一对弯曲的耳朵，祖母说那是家传的，看起来倒确实有些年月。

祖母说，熬药很有学问，温度不能高也不能低，又不能让药气外泄，所以药罐不能盖盖子，最好用包药的白纸蒙住，用线系紧，为观察药汤沸腾，还要在上面放一枚铜钱。透过药罐的底隙可以看到烧得通红的火炭，红得鲜亮而美丽，映在祖母脸上，像夏日天空的晚霞。药汤滚了，热气冲荡得纸面上的铜钱轻轻起伏，祖母就把药罐端下来，冷一会儿，然后再放到炭炉上，如此三次，方算熬成。等揭开白纸，扑面一股微苦的药气，瞬间就弥漫了整间小屋。祖母把熬好的药倒入瓷碗里，端在手中直晃悠，黑糊糊深不可测。

这个时候我总要远远地躲起来，惹得家人一番好找，祖母哄我，又是糖果，又是饼干地引诱，而且还装模样喝一小口，说不苦不苦，我哪儿信，气得爷爷大发脾气，我只好尝了尝，浓浓的苦味似乎能从舌尖一直到脚板，浑身都苦了，我干脆豪爽地一口气喝完。

这几年，常在饭桌上听见食客们劝酒说：“感情深，一口吞。”我就联想到小时候喝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