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吴冠中

陋室中的生活强者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悼会，吴冠中先生穿着平常的红色夹克衫、头枕自传《我负丹青》永远地和这个世界告别。他曾说，一个人的年表是生命支付的账单，备查支付的误差。现在，这份跨越91年的账单写上了简洁的最后一笔，定格在2010年6月25日。

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声音不大，眼神坚定，有问必答，爱举例子。遗像中的吴冠中，正举着右手食指，就像他说话时经常比画的那样。

生命之史只有真实的一份

“生命之史都只有真实的一份，伪造或曲解都将被时间揭穿。”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大师、战士、巨擘、艺术界的鲁迅，媒体毫不吝啬地送上各种评价，专业人士则开始分析他的画作能否看涨。就在他去世前的这个春天，他1974年创作的油画长卷《长江万里图》以5712万元人民币成交，他曾是中国健在画家中身价最高的一个。但在他看来，拍卖价格就像“心电图”，不准确，“我的作品到底是好是坏，要让历史来考验，拍卖的价格高低，跟我本人毫无关系”。

在网上，人们开始重新发现或温习他那些犀利的言语：“教学评估检查是个劳民伤财的活动。”“观念之争全是站在自己饭碗上。”

“我说的是真话。我这把年纪了，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真话。”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这样说。

他一直如此。在崇尚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他却坚持形式美的观点，因此被视为异类。“吴冠中是艺术界的闯将和斗士。他坚持艺术本身就是艺术，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他勇敢地提出形式美的问题，当时内容决定一切是主流，引起很多争议，他在舆论一边倒时敢于标新立异，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标新立异是正确的。”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中国美协原副主席肖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吴冠中主张中西结合，不同意只是固守在自己的圈子里，“地球本身就不是很大，还要分得那么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袁运甫与吴冠中相识近半个世纪。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道，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上任时，召开了一次美学界代表会议，吴冠中第一个发言，他上来就说：“我看我们现在花钱太厉害了，而且数目太巨大了。一个美协，一个文联，都要开支很多钱，国家的负担是很重的，都在行政开支上。一个全国美展，各个省集中、地区集中、再全国集中，公路铁路运、人员押运、各种评选会，开支不得了。”

那次会上，吴冠中就主张把资金的投向从行政开支转向创作的实际需要上。“（开会）很少谈到这么具体的问题。他还说：‘又要文联主席副主席一大堆，又要美协主席副主席一大堆，十几个，需要这么多领导干部吗？’”

“他平时的话不多，但都很尖锐的，不顾自己的安危。”有一次，肖峰碰到他，开玩笑说：“你的意见很尖锐，但可能还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吴冠中回答：“是啊，各有各的做法，你是院长，不好乱说话。”

曾有人评价吴冠中“里里外外可以照X光，可以是透明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高兴就是高兴”。就连他的昔日文稿结集出版，也一字不改，“即使今天看来有不妥或幼稚处，我必须承担自己的错误，保持个人历史的真实”，就像他“一辈子也没用过护肤油之类的化妆品一样”。

陋室中的生活强者

袁运甫记得，他曾陪吴冠中回宜兴乡下老家，他家是三间砖木结构的平房，中间的客厅分了3部分，中间是桌子，右边是客人的座椅，左边养着猪和可以随便进出的鸡。吴冠中并没觉得在“北京来的朋友”前丢了面子，反而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喊着“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他不需要掩盖，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性。生活的随便、自由并不显得简陋、没有情调，反过来，他很自豪，很得意。在这样的生活条件面前，他变成了一个强者，而不是失败者。”袁运甫说。

他对于生活从来也没有高要求。中央电视台纪念吴冠中的电视节目中，在昔日的影像里，他穿着一双普通的旅游鞋到江南写生。与这个细节同样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花3元钱在路边摊理发、久居方庄的“蜗居”里。

他的房子放不下丈二匹的大画，只能一面卷一面画，永远看不到全景。曾有房地产商听说吴冠中对中国四合院很感兴趣，而他画大画还要借地方时，愿意在最高层给他盖个四合院。他却说：“比我条件差的还有，我不能抢在别人前面。”

“他很容易就满足，他总说我已经够了，这样的生活已经蛮好了。他经常给自己很多限制。”袁运甫说。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病床上的吴冠中依然在思考。他常常给袁运甫打电话，说自己忽然想到了什么，这些问题大多和艺术相关。袁运甫说，“我劝他，你不要想得太多，你已经住在医院里了，不必想太多。”

“我知道他的性格，他不会认输，他一定是一个强者。”袁运甫说。这一次，他输给了病魔，却依然赢了这场生活。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