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档案：本名王进文，又名方晴。1959年1月16日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曾担任医生、记者等，现为自由撰稿人。以散文家与学者身份在20世纪末逐渐走入人们视野，对庄子、周作人、张爱玲有另类独到解读。

主要著作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苦雨斋识小》等，并校订了周作人、张爱玲的大量作品。2009年1月出版的《周作人传》，2010年1月、4月两次加印，在书界与读者中产生不小反响。

7月24日本报记者连线止庵，进行了采访。晚报记者 尚新娇

一

谈读书：我的著作是读书的副产品

访谈从止庵的人生经历说起。算起来，他大学毕业以后，更换了好几种职业：医生2年，记者5年，在外企11年，自由撰稿5年，在出版社2年，2007年离开出版社至今，又成了自由撰稿人。他说，这几种职业，互相之间都没联系，知道了那个行业怎么回事就够了，不必待一辈子。加缪说过一句话：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在最好与最多之间，止庵选择了最多。

止庵出身诗人家庭，父亲沙鸥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家庭的影响使得他从小喜爱文学，但报考大学时，父亲坚决反对他学中文，希望他拥有一门手艺。于是，他读了医学。但专业并未阻碍他对读书写作的热爱。专业是谋生之路，与文学的结缘却是一生的。以后他从事过多种职业，读书则一以贯之，甚至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

作为一个读书人，止庵的理想是“博览群书”。对此他有两点心得：一在于“博”，即多，读书要达到一定数量。另一在于“群”，即杂，读书不限于一类，要看与自己的专业相干和不相干的书。

“我拿到一本书，看了前面二三十页，就决定是否要读下去，读的话一定要读完。”止庵说，读书是一生需要面对的事情。多年前他读过一本《一生的读书计划》，虽然不能尽信，但读书的确需要有个一生计划。他在30年前就订了读书计划，一直沿用至今。在读书过程中，止庵写了大量读书笔记，等身著作就是因读书而所得，可谓厚积薄发。

止庵有两个爱好，一是读书，一是看影碟。他过着很简单的生活，除了参加一些讲座或研讨会之类活动，平时也不爱出门。他有二三十年不看电视节目了，他自认没有那份赶时髦和看热闹的心思。

当然，他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也订了一份报纸，有时也上网搜索，也发Email，只是大部分时间按自己的轨迹生活罢了。

二

谈周作人：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什么对周作人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感兴趣，是有感于他的文字，还是有感于他的思想？

止庵回忆：“上初中时，在政治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周作人’这个名字，知道他是鲁迅的弟弟。”

止庵真正接触周作人的文章是从1986年开始的。他说：“周作人首先吸引我的，是写文章的态度与别人完全不同。

别人写文章总要面对一个对象，像讲演一样总要考虑受众的反应；周作人不这样，他是自说自话。”“他的人道主义，他关于宽容的思想，他对独立思考的强调，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独树一帜。周作人在文学史上很重要，但他在思想史上更重要。周作人在那个年代所思考的问题，放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其思想价值。”

止庵举了两个例子：19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到中国，“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但周作人在1906年出版了《孤儿记》，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关心的是其中无力竞争，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

不过，周作人也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人。他既是一个历史悲观论者，信奉 “教训之无用”；又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强调“道义之事功化”。二者之间显然是不一致的。止庵对于周作人的“道义之事功化”表示怀疑，在他看来，“道义”本身就是“事功”；思想本身就是现实中的一种存在，它具有独立价值。止庵说：“承认周作人的‘思想’与‘行事’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未必就要肯定其行事，也未必因此就要否定其思想。”

止庵说，最早他没有想写这本书，只是一直在整理出版周作人的著译作品，想着读者看这些作品就行了。但周作人不像外国的那些理论家，有专门的著作系统介绍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散见于许多小篇文章中，不加以归纳梳理，读者很难注意到。有感于此，止庵通过写传记的形式，勾勒出周作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时，整理周作人作品的工作也在持续。

止庵在写这本传记之前，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以便尽可能充分掌握材料。周作人的著译有1000多万字，涉及他的资料篇幅也不少。此外还要读相关者如鲁迅、胡适等人的文字，以便对比、辨识、借鉴与吸纳。

止庵这样概括他这本书：第一，这是一本事实传记，所有内容均有出处，没有任何虚构想象，不是坊间那种“传奇文学”；第二，这是一本思想传记，“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为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

三

谈兄弟失和：不知为不知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一直为读者所关注，各种说法猜测广为流传。

但在这本《周作人传》中，止庵却告诉大家“不知究竟”。他说，此事的当事人有三位：鲁迅、周作人、羽太信子，只有他们才知道真实情况，但是他们谁也没有留下文字，予以说明。这个事件发生将近一年后，鲁迅回八道湾去取东西，兄弟二人又发生冲突。其时还有三个人在场，两个是北大教授，一个是羽太信子的弟弟。他们应该听到周作人、羽太信子或鲁迅讲出失和原因，但是这三个人也没有留下任何涉及这件事的文字。现在流行的一些说法，譬如经济纠纷，或是别的什么，都是后人的猜测，并没有确切证据。

止庵说，“我也可以说出我的推测，但我不愿意这么做。这跟我是医生出身有关，没有证据，不能乱说。关于这一点就算是‘不知为不知’吧”。

谈传记写作：以做医生的认真态度来写，重在实证

止庵学医5年，行医只有短短两年，但他却因此终生受益。

止庵写作传记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那就是讲实证，讲逻辑，坚决反对编造发挥。他说：“我这样写，是因为有做过医生这个背景存在。如果没有这份经历，可能就写不好。”

在传记写作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是所谓“合理想象”、“合理虚构”，而在止庵看来，只要掺入想象、虚构，就没有合理的可能。还有些作者，基于现有的“定论”，带倾向性地去想象，以致以讹传讹。

止庵坦言，他在看书时，就很反感这种写法；轮到自己写传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要极力避免。止庵说：“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都是思想自由之大碍，思想自由存在于定论之外。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一致，但那是我自己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的。”

“我们当医生的时候，来了病人，不能不做检查就下诊断，就开药治疗。须得先做一项项检查，这个过程叫实证；有了足够的各项检查结果，据此分析出他患的什么病，这个方法叫逻辑。我们写传记，其实与此相去不远。不把事实掌握充分了，就想当然地下结论，医生会出医疗事故，写传记则一定是失败之作。”

止庵花了好多年研究庄子，写过一本叫《樗下读庄》的书。庄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到他的《周作人传》的写作。 庄子提到“成心”，后人解释说：“夫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止庵理解，“去成心”其实就是独立思考。他在写作中要求自己：一是不以既有结论为出发点，而是从事实起步；二是不能先认定结果如何，再去推测原因，这不符合逻辑。

谈《周作人传》：附着了我的好多理想

止庵说，我这本书可能看着不够热闹，没有“八卦”，但这种写法恰恰是我所追求的，附着了我的好多理想。目前来讲，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本书。

接着，他用了一串排比句作为总结：“我不喜欢传记文学，那么我就写一本不是传记文学的书；我不喜欢妄自推断，那么我就写一本记述事实的书；我不喜欢以讹传讹，那么我就写一本去伪存真的书。”

这本《周作人传》的最大意义，止庵认为是体现了自己的传记观，体现了自己关于如何考察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方法，这种意义甚至大于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