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评论员 李记

从报道中可知，根据最高法统计，仅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2009年1月至8月，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简单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每一个死亡数字的背后，都是冰冷的残酷和沉重的刺痛。特别是在此轮严查醉驾之前，各地接连发生的诸如“七十码案”、“宝马醉驾案”等，都一再地刺痛着公众的神经。而且付诸现实不难发现，各地对醉驾案的定性、量刑，也多存有争议：过轻或者过重的辩论，从来都没有停止。

综合类似案例的判决不难发现，争议的起源是：对于严重的醉驾肇事案，按“交通肇事罪”还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判罚有很大区别。在这种情况下，4月28日，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情况报告时建议，研究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

正是在这种整体的社会舆论形态下，危险驾车可能要入罪、可能增设“危险驾驶罪”等声音，无可避免地成为刑法第八次修改前夜备受关注的话题。某种程度上说，醉驾写入刑法修正草案，是对公众期待的及时回应：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明详曾表示的那样：“把醉酒驾车规定成一个独立的罪名，规定成比较重的法定量刑”，对防范这类犯罪的发生有积极作用。按照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的说法：危险驾驶罪属于“行为犯”，只要有危险驾驶行为，如醉酒、飙车，就可以认定犯罪既遂。

那么，什么是增设“危险驾驶罪”的“积极作用”呢？简单分析不难发现，一方面，一旦“危险驾驶罪”成立、对醉驾“从重量刑”的原则写入刑法修正案，其所能起到的示范、警醒效用，是多少次的严查、多少次的从重判决都难以比拟的。另一方面，面对具体的醉驾案例时，相关方面也不用再为定性、量刑无着落的问题而摇摆：这对一些人滋生的出事后“反正用钱就能摆平”的心理，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相信，有了相关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有了社会各界民意的支持，从醉驾写入刑法修正草案，到“危险驾驶罪”进入刑法修正案，应不会经过复杂与曲折的过程。对此，相关方面如何积极作为，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