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升城市的行政级别？

近年来，直辖梦、副省级梦、省直管梦、县改市梦等各种城市“升级梦”，在国内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中酝酿、升温。

有学者认为，城市行政级别与经济发展无关，“单靠名称的改变”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直辖之梦】

广州、武汉、深圳、大连、青岛、西安都“做过梦”

“直辖”二字对一个中国城市的诱惑力很大，被中央直辖，除了让直辖市市民感到荣光，也意味着直辖市行政权力和享有资源的提升，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的传言点燃了7月的股市，陕西板块一路猛涨，各路资金趁机取利。迫于流言的蔓延，西安市官方不得不紧急出面辟谣，言辞斩钉截铁，“绝无可能”。

其实，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直辖梦。每年都有梦，却每次都痛苦地止于梦醒时分。

直辖梦，已在中国很多城市轮番上演。此前，广州、武汉、深圳、大连、青岛等城市或被升级为直辖市的言论炒得沸沸扬扬，最后都归于平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升级的传言越来越多。县改市梦、省直管梦、副省级城市梦等各种城市“升级梦”，你方唱罢我登场。

【矛盾凸显】

地级市俨然成了县级财政的“抽水机”

淡化省级经济，强化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是支持直辖市增多的理由。

在各种增设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呼声中，矛头针对现行行政区划管理体制。

很多国家一般只设三级政府(中央—州—县)，我国实际上是五级行政架构，即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乡（镇）。

原本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中央—省—县—乡（镇）”四级行政制，但因为省级政府没有办法直接管理太多的县，只好在省和县之间硬生生安插一级宪法没有规定、饱受诟病的地级市来“分担工作”。

“市管县”体制施行20多年后，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地级市俨然成为了县级财政的“抽水机”，制约了县级城市的发展。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的牛凤瑞指出，城市发展快慢原本与行政级别无关，跟当地政府的财政支配权有关。但他不否认目前存在“城市行政级别越高，支配财政的权力越大”的事实。

由于电子政务等解决方案有效缓解了省管县的压力，而当下正试图推广的“省直管县”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简化政府财政层级，突破市管县对县的压制。

【升级欲望】

有专家建议设立“副省级直辖市”

今年2月底，国家发改委提交给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报告表示，积极研究完善设立县级市的标准，把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县（镇）适度改设为市。

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新华社《瞭望》杂志发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建议：“在推进行政区域体制改革中，应推进财政上的‘省直管县’向行政上的‘省直管县’过渡；将发展潜力非常大的大城市增设为直辖市，将部分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增设为副省级城市。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县改市或改区。”

早在2004年，《瞭望》杂志就曾引述“专家建议”，可仿效“重庆模式”，选择“经济发达和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设立直辖市，来达到划小省份的目的。

被誉为“国情研究专家”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近年来也不断提出通过“缩小省级区划”来设立“副省级直辖市”的建议。

省会城市由于涉及省政府的整体搬迁、公务员迁移等问题，被胡星斗排除在“直辖市”之外。

胡星斗建议，第一批可考虑将深圳、青岛、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洛阳等市设立为副省级直辖市。以后，可以考虑将唐山、长治、海拉尔、延吉、齐齐哈尔、蚌埠、九江、南阳、宜昌、衡阳、珠海、桂林、乐山、遵义、大理、日喀则、延安、喀什等纳入副省级直辖市。

【各种诱惑】

官员行政级别和待遇能提升

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建议，不断点燃地方政府参与城市升级的欲望与冲动。而地方政府的欲望与冲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诱惑。

一是官员行政级别的诱惑。增设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意味着城市官员行政级别和待遇的提升。

二是突破审批体制的诱惑。我国城市经济管辖权、社会管理权和行政级别密切相关，实行层层上报制，制约了地方的自主发展权。

三是圈地诱惑。土地资源作为城市发展的后备资源，尤其受到地方政府重视。许多地方希望突破行政管辖区域限制，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扩大自己可以支配的土地资源。

目前，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

国土资源部2月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5.3万亿元人民币，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高达15910.2亿元，同比增长63.4%。

【城市“野心”】

中国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土地财政助长了一些城市的“野心”：中国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40个城市要建CBD，目标是伦敦、纽约和东京。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避免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和盲目扩大城镇规模。” “十五”计划中的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中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中国社科院7月底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提醒说，中国大城市的过度膨胀问题亟待解决。而“中国的城镇化是缺乏质量、不协调、不和谐的城镇化”。

《城市报告》认为，目前城市化发展并不和谐，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大城市过度膨胀，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育不足；“城中村”、“垃圾围城”等问题大量存在。

目前一些城市一味地追求“摊大饼”式的土地城市化，一味地追求城市升级带来的效益，让专家忧心忡忡。

“只要有‘城市升级’的可能，就会导致各地政府官员有行政级别升级的欲望和冲动。”牛凤瑞对此不无担心，“城市升级不是目前改革的主要矛盾，有人提出行政级别设置过多，但推后十年、二十年都无关大局。”

行政级别与经济发展无关

典型案例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

对“城市升级”反应最激烈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

刘维新近日表示，不赞成盲目进行“城市升级”。一个县是否能够改市，关键要看这个县是否有形成市的基础。

牛凤瑞也有相同的看法：“发展经济的合力和效力，不取决于城市的行政级别。”

“有些地方追求县改市的目的是行政级别可以提高半级。”刘维新认为，“一个县没有形成市的基础，对经济没有发展的必要，光改个名字，没有多大意思。”

华西村在刘维新眼中是最符合“十七大”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也是摈弃虚荣的典型代表。

有“天下第一村”称号的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全村共有80户1520人，面积0.96平方公里。华西村1994年组建华西集团公司，1996年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现下属八大公司、固定资产超60亿元。

1999年，“华西村”A股股票在深圳上市，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以村命名的上市公司。

如今，华西村家家住数百平方米的别墅，至少100万元的存款，有小汽车，过上了幸福生活。

“华西村的农民，没有必要到南京去，也没有必要到其他城市去。”刘维新说，华西村的成功说明，行政级别与经济发展无关，“单靠名称的改变”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