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 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

在徐宗威看来，“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样要受到影响。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联合国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标体系，空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所占比重很大。从联合国的指标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还在误导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

我国城市病集中爆发

“什么，这不是大屯子吗？”这是初次访问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同胞最常说的一句话。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数地方，并没有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

加拿大的多个城市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这个宜居的国家什么样？广大的绿地，到处是森林和湖泊，标准民宅是一至二层的独立屋。只有在多伦多、温哥华这几个有限的大城市的中心，才有拥挤在一起的摩天大楼，成为地平线上的风景。

就像北京、上海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一样，多伦多的人口构成中，本地出生者只占50%，城市一半是首代移民。忍受不了多伦多的空气与喧嚣的人们，在城市周边买房安家，然后每天开1小时以上的车上班。他们在享受低房价的同时也享受低车险，因为在多伦多居住购买车险要高得多。

不能竞争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环境。几十万人口一个的小城镇环境要好一些，管理也简单得多，这些小城镇可以组成城市群。但这种城市群并不环保，独立屋远比公寓楼浪费资源，我家门前不到一公里长的小区道路两侧，是18栋房子，在中国正好是一个6层楼每层3户的单元栋口。城市群中不可能有地铁，公交也不发达，每家都要有一至两台汽车。很多年来，加拿大的专家们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发展密集型住宅小区，超市、邮局、医院和学校都可以步行或搭公交车前往？

人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生活模式需要时间检验，就如中国多年来坚持计划生育，加拿大却一直在鼓励生育并吸纳移民。关键在于，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给出准确答案以前，找到代价最小的方案。

本报综合报道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这样的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由于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它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交通、教育、资源等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李牧：中国城市与加拿大的差距

案例：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带来各种问题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

把脉：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

城市病 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它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处方：

李牧：加拿大专栏作家，系旅加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