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赵东明再也没有起来

胡伟强打眼一看，那条鱼有一两多重。急忙说：“快放了。这冰河的鱼没三几年时间长不到那么重，放了，放了。”“你看胡伟强，天上地下没有不知道的。”刘大刚对郭双喜说。“人家是西安郊区长大的。”郭双喜道，“见识多，又上过高中，要不，孙副指导员咋叫他机灵鬼呢。”

两个班长一个生在甘肃，一个籍贯河南。在三连，这两个省的兵加起来就有40多人，没事儿时总往一起凑。他俩也不例外，闲暇时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看，你看看，何玉一个裤头洗了恁长时间，肯定是‘跑马’了。”郭双喜嘻嘻笑着。

刘大刚只是抬眼看了看，何玉毕竟是他班里的战士。何玉确实是“跑马”了。他手上洗着裤头，嘴里念念有词。“孩儿啊孩儿啊慢些走，可别碰上大石头，不是你爹心肠狠，没娘的孩子难收留……”

在常青谷，有人喜欢热闹，也有人喜欢安静。九班班长杨留旺就一个人坐在坡顶。他两眼扫过河流，扫过红柳，扫过绿草茵茵的河坡，定定地注视着第四座烈士墓下长眠的赵东明。1968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奇寒无比的夜晚，赵东明在瞭望哨上连着站了两班岗，第二天就高烧不退患了肺水肿。多站的一班岗，正是为杨留旺站的。杨留旺永远都会记得12月19日那个下雪的日子，正是这一天，他感冒了。巴托哨卡有个规定，凡是感冒患病的战士，一律不站营区哨和瞭望哨。杨留旺从连部卫生室拿了药，卫生员要向连里干部报告，他坚决阻止，说：“俺是才当兵几个月的新兵蛋子，就这点小感冒，又不发烧，不就是站一个小时哨吗，千万不要跟连里领导报告。”“这是连里规定……”杨留旺打断卫生员的话，说：“咱俩可是老乡，这点忙还不帮。”瞒过了连干部，但和杨留旺铺挨铺的赵东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临睡前他问：“你几点钟站哨？”“夜里12点。”杨留旺知道，赵东明站完岗就轮到自己了，便提醒说：“你早点给值班室打电话，让值班员叫我。”“放心睡吧。”说着，赵东明钻进了被窝。

起床号叫醒了杨留旺。他起身一看，赵东明躺在旁边的被子里。“起床了，快起床出操了！”班长喊着。

赵东明再也没有起来，他被送到连部卫生室，一量体温39℃多，到了下午，赵东明病情明显加重，体温高达40℃，呼吸困难，胸闷气塞，一咳嗽就吐带白色泡沫状的痰。

“坏了。”连部医生余秀山对卫生员说，“典型的高原肺水肿症状，准备吸氧挂吊瓶。”

吊针一连打了三天，赵东明的脸由紫变青又变成灰白，咳出的痰成了粉红色泡沫。杨留旺一有空闲就来到卫生室，焦急地询问：“他病情咋样了？”“要是有高压氧舱就好了。”余秀山冒出这么一句。杨留旺听不懂，卫生员一脸无奈、一脸茫然。

第五天夜里，赵东明19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杨留旺号啕大哭起来。那一夜，赵东明没有让值班员叫醒杨留旺，他接连站了两班岗。瞭望哨设在营房后的山顶上，虽然四面玻璃门、玻璃窗密闭，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天气，山顶上风力更大，气温更低。戴上皮帽子、穿上皮大衣、蹬上羊毛毡筒，“全副武装”站上一小时，人就像掉进冰窖里。更何况，上下瞭望哨都要顶风冒雪走20分钟的山路。瞭望哨一冻，钢针样刺人的寒风一刮，赵东明浑身打起了哆嗦。

暑来寒往，一晃三年半过去了。杨留旺成了即将服役四年的老战士。今年该复员了？他产生了退役的念头，21岁当兵至今已经25岁了。在湖北的一个山村里，父母、弟弟还有妻子在等着他。前几天团长带来的11封信，有8封都是弟弟写的。信中说妻子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不和睦，从怄气升级为吵架，回娘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他担心啊，担心老人，担心妻子，担心整个家。

可是，他又不愿离开巴托哨卡。他有一个心结，总认为赵东明是为他死的。他总爱回想那个挥之不去的日子，他感冒了，还有点轻微咳嗽，那么冷的天站一个小时的岗，来回又得走40分钟，得肺水肿的可能就是他。还有那个卫生员，为这事受了处分，第二年就让他复员了。离开哨卡的前一天晚上，卫生员找到他抱头痛哭。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你说，我不多干几年能离开哨卡吗？！”他扪心自问，下定了坚守哨卡的决心。

不知什么时间，马前进也来到了常青谷，他和这个打过招呼，又和那个唠上几句，虽说来三连只短短四天，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姓名、相貌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指导员，找人啦？”胡伟强走过来问。

李福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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