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评论员 李记

“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于兴昌案中被再度诠释。而报道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更应引起关注：一个更加可怕的现实是，于兴昌十余年主管吉林省高校厅级、副厅级干部的提拔和使用，重权在握，但其犯罪都是间接的，他所有的腐败都要通过大学的领导者完成，而大学的领导者如果真想要腐败则更加容易。

这无疑就涉及高校反腐的问题。报道中，吉林省检察机关撰文分析，教育界领导频频落马折射出对教育管理权监督缺位之痛。诚如是，于兴昌一案中暴露出的纠结隐秘、盘根错节的利益网，身在“网中”的，肯定也包括这些“为领导办事”、也“为自己办事”的高校领导层。报道中的一个细节佐证了这种担忧：一位教授称，像于兴昌这种级别的官员，要安排一个学生录取，只需给高校主要负责人打个电话便可解决问题。

2007年1月，教育部发文表示：从2007年开始，教育部部属高校领导离职前，必须将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作为交接内容，必须说明重大经济决策和经济事项决定的程序和效果情况。今年7月，教育部党组印发的《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也对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作出了严格规定。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近年来发生在高校的腐败案，还是屡屡灼伤着公众的眼球：仅靠类似的审计和“不准”，无法遏制高校腐败案的多发。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曾解读称：这几年高校在“大跃进”背景下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在利益重新调整时，有钱人和有权人就会勾结起来切这块利益蛋糕。诚如是，对高校领导层手中的权力进行全面、细致、常态的监督和制约，提高校务公开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也就显得大有必要了。

当然，要想彻底打破教育行政化对当前教育发展的侵害，还需有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才行。7月29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构想，便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纲要》中提出的推进政校分开和管办分离，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等，都为通过制度建设抑制教育腐败指出了明确路径。于兴昌案再次提醒我们，适时大力推行《纲要》，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