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伯安相识是在1996年，但在此十多年前，和他就有了神交。我常常阅读的河南刊物有《奔流》、《莽原》、《百花园》、《时代青年》、《妇女生活》等，几乎每期上面都有伯安的插图。他的插图构思奇巧，人物惟妙惟肖，线条自由奔放，让人过目不忘，为文章增色不少。同时感到作者不仅有艺术灵气，也是一位极认真的人。一般的报刊插图大多是应酬之作，艺术价值不高，但伯安的插图不论篇幅大小，题材如何，皆画得十分投入，没有半点粗率之处。就说插图中的人物吧，真是各行各业都有，有今人有古人，伯安都画得活灵活现，个性鲜明，眉目传神，时代感、历史感、生活感、乡土感扑面而来，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当时我曾一再猜想，这位李伯安是何许人也，一定是位很有阅历、很有名气的老画家。

一次应邀去博物馆看美展，在展厅里悬挂的众多作品中，有一幅国画把我镇住了。画面上是日出时的太行山一角。在苍苍茫茫的背景下，一个巨大的棱角分明的山峁占据了画面的大半部分。山峁高高耸立在晨光和山风中，饱经沧桑，坚韧、挺拔，山风从它敞开的胸怀中穿过，风雨在它那铁梁上刻下斑斑印记。岩石的黑和中间大片的白形成强烈的对比，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给人以无穷无尽的联想。更奇特的是，傲然屹立的山峁左边，立着一位有着山峁一样个性的汉子，高昂着岩石一般的头颅，挺着胸脯，腰带上掖着长杆烟锅和擦汗手巾，背后一轮很大很圆的太阳，满脸霜尘，眼神和嘴角流露出的是刚毅和自信，淳朴和智慧。整个画面十分大气。我一看作者的名字，正是李伯安。这位李伯安把太行人画得这么好，李伯安的形象也像朝霞中的太行山一样，在我心目中高大起来。

我有小友黄天奇，已相识多年。天奇重感情，讲义气，思敏多慧，办事干练。我们年龄虽相差近二十岁，却无话不谈。他在出版社工作，每有好书好刊物出版必送给我。平时稍有闲暇，就往我办公室里跑。我们单位的许多人都认识他。不了解底细的人还以为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是我们单位的人呢。1990年夏日的一天，天奇又来访，我向他说起画家的事，说河南李伯安的人物画很好。天奇说，伯安是他的亲戚。听天奇介绍，我才知道，他和伯安是“一担挑”，都是张家的女婿。同时了解到，伯安比我还小一岁，是河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性格内向，不善于社会交际，除上班编辑画册外，其余时间全用在创作上。他在创作一幅百米长的巨作，光上面的人物就有二百多个，都像真人一样大小。伯安全身心投入，把血和肉都融到作品中了，画得很苦。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仰。现在画坛上各类画家多如牛毛，为了赚钱，各使奇招，有不惜专门制造赝品者，有拉大旗作虎皮者，有自吹自擂者，有玩弄小情小趣者，像伯安这样不为名利所动，沉下心来，以生命为代价，潜心于真正的艺术创作的人实不多见。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颗刚刚升起的明星突然陨落了。1998年5月2日上午11时，这位杰出的画家竟突然倒下了，倒在他创作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的画室门口。他为终生热爱的艺术事业，献出了年仅54岁的生命。我闻讯后悲痛无比，即写一挽联以表达我对伯安的敬仰和痛惜之情：

一生心血百米巨制业未竟身先死

九曲万里不舍昼夜数风流何人续

挽联请著名书法家王澄书写后挂在伯安的灵堂上。

他的巨作《走出巴颜喀拉》在北京展出时，我专程赶去帮忙。开展那天，虽然刮着大北风，来看画展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既有德高望重的老画家、书法家、评论家刘勃舒、詹建俊、靳尚谊、罗公柳、吴冠中、卢沉、沈鹏、丁景文等，也有著名的中年画家刘大为、杨力舟等，有人说这是“民族风骨、世纪巨制”，有人说是“顶天立地”，有人说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还有人把伯安和唐代的吴道子、北宋的武宗元、明代的陈洪绶，并列为中国人物画史上的四个擎天柱……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中国当代很有影响的艺术家、学问家。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伯安的这幅巨作的价值会更充分地展现出来，伯安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献身精神，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