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学者陈秉安前后花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当时的深圳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区）、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最主要的原因是贫穷和饥荒

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同乡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把生活水平搞上去

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内地高出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据12月8日《中国青年报》12版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