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阳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在9年前，景区前面民居散布，环境脏乱差，与书院本身的文化地位极不相称。登封市文物局局长靳银东从上任之初，就不断地努力，想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

筹钱、研究、设计、发掘，嵩阳书院的整治，让登封文物保护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从那以后，登封文物局的工作打开新局面。

晚报记者 袁建龙 文/图

著名书院曾被包裹在“贫民窟”中

嵩阳书院位于山峦环拱，清雅静谧的太室山脚下。在这里，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创立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理学，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伦理道德，创立了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思想理论体系。

司马光、范仲淹、韩维、吕诲、李纲等鸿儒大家也曾经在此讲学。

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圣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更谈不上书香氛围。

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郑建伟，曾经担任过嵩阳书院文物保护所所长，对于嵩阳书院的一砖一瓦都相当地熟悉。

在郑建伟看来，那时用“破乱不堪”来形容嵩阳书院，一点也不为过，根本谈不上旅游环境。

1983年，嵩阳书院交由文物部门管理，由于环境差，嵩阳书院的人气不旺，年游客量不足2万人。1996年总收入还不到10万元，根本就不够现存文物的简单维护。

掏出个人家底，挽救千年名胜

1995年，靳银东担任登封市文物局长后，经常到嵩阳书院转悠，摸着一件件“宝贝”，看着周围杂乱的建筑，他的心无比伤痛。

郑建伟说：“当年，靳局长对嵩阳书院操心操得让人揪心，梦里还在唠叨嵩阳书院的事情。”

“拼一把！”靳银东不顾一切地下定决心。

2000年时，嵩阳书院开始改造，当时管理人员总共有12个人，副所长和会计都没有专职的，不仅要打扫卫生，巡视文物安全，还要收门票。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资金，靳银东带头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在多方筹措和干部职工的努力下，筹集到上百万的资金。

当时，登封市文物局中心工作就是整治嵩阳书院环境，每天早晨5点钟，天还没亮，文物局干部职工就到了嵩阳书院。

“那时候文物局很少找工程队，大部分活儿都是自己干，包括草坪这样的专业活，按照资料，哪里需要载什么，哪里应该怎样修，登封市文物局的人白天挖坑、培土，晚上就查资料，做设计。”

在嵩阳书院，一位职工指着石板路自豪地说：“这条路就是我们自己铺的，当时大家干得非常苦，也很累，但现在看看，非常自豪。”

“将军柏若死去，我将是历史罪人”

嵩阳书院有两棵树龄在4500年左右的光武帝御封“将军柏”，两千年前已名扬天下。特别是“二将军柏”，树高18.5米，胸围12.54米，冠幅17.8米，树干要10个人才能合抱，堪称现存植物的“老前辈”，被称作“华夏第一柏”。   

在当年整治嵩阳书院时，这棵古树树叶灰化，树皮死亡，而且树体腐烂严重，岌岌可危。

靳银东一次又一次来到古柏树前，很是心焦，但却不敢随意动手。申遗成功之后，他接受采访时说：“我真怕在我任上这棵树死去，那样我就成了罪人，所以当时我心焦得很。”

从1997年开始到2004年之间，靳银东对这两棵古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几乎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到这里转上一圈儿。

2004年，登封市文物局聘请古树专家设计保护方案, 开始对将军柏进行医治和养护。

“保护二将军的方案最终还是靳局长想出来的呢。”郑建伟说，“有一天靳局长说，咱们干脆打个锥形井，把二将军给托住，无论刮风下雨，都会稳当当地生长。”

专家采纳了这个建议，将军柏迅速恢复了生机。

登封文物保护从嵩阳书院找到突破口

嵩阳书院环境整治，登封市文物局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通过多方努力，学校从嵩阳书院的考场搬出，附近的民房进行搬迁，保护范围从原来的3000平方米扩展到了现在的3万多平方米。在文物保护和发掘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动作，发现了嵩阳寺碑，为嵩阳书院曾是佛教圣地提供了实物证明。

一系列措施为嵩阳书院带来了口碑和人气，整治之后当年嵩阳书院的游客量就达到20万人，年收入达到了300万元。

“登封文物局的文物保护工作从嵩阳书院找到了突破口，利用文物保护点亮景区，景区发展反哺文物保护的良性循环轨道，从此以后亮点层出不穷，各个景区的经济开始好转，文物得到了更有效的保护。”登封市市长郑福林在接受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