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中那个刺眼的“非京籍”

锐评

故宫失窃案基本上尘埃落定，不过围绕这起离奇案件的讨论远未结束。一个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的细节是，媒体报道中那个异常刺眼的“非京籍”。

为什么要交代和强调“非京籍”？这人的籍贯，跟他盗宝有什么关系？他盗宝跟他的籍贯身份有什么关联？人们关心的是谁、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盗走了哪些宝贝、目前案件侦破情况，交代“非京籍”纯粹多余。媒体这么刻意强调盗宝者的籍贯身份，并当做很大的新闻点做到标题上，潜意识中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这种丑事儿，不是我们北京人干的，是“非京籍”干的。——中国青年报

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称，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常见多发，各院应高度重视，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慎重稳妥。如果上报的醉驾案件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法院可视案件的具体案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而“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指的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5月17日《京华时报》）

改善执法环境比醉驾入刑本身更重要

事实上，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也好，是否构成犯罪要根据情节而定也好，本身并无不妥，更非故意留下口子。但因为在大部分公众看来，目前中国奇高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醉驾入刑是必须的猛药，而分级入刑、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这会给执法留下口子，特别是给有权有钱的人留下逃避责任的机会。依照中国的国情，这显然是成立的，但解决执法寻租、关系人情，绝不是靠严格法律就能实现的。

公众应该意识到，醉驾入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立一个法，更不是为了把醉驾者关进牢房，根本目的是减少交通肇事，最大程度保护普通民众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是保护醉驾者本身。因此，法律的适度很重要也很有必要，最重要的不在于法多么严厉，目前的规定实际已经很严厉，但执行过程会否出问题，就值得担忧了。

法律再严，终究是人在执行，因此即便没有“醉驾分级入刑”，如果司法环境得不到改善、执法部门不受到足够的监督，依旧会让一些有钱有权的人逃避惩罚。张燕

醉驾取保候审

何必“新瓶装旧酒”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醉驾入刑，一再强调“危害轻微慎重追究刑责”与“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引起公众与媒体的质疑。

无论是“危害轻微慎重追究刑责”，还是“取保候审”，都是法律早已酿造好的“旧酒”，即便是有部分公众不清楚，但法院与法官肯定是知道的，为何一而再，再而三“新瓶装旧酒”？现在问题是，醉驾入刑施行之初，司法实践正在进行中，“慎重追究刑责”及“取保候审”容易让人“想偏”，尤其是那些习惯性“醉驾者”，本来就喝得晕乎乎的，他们手中的方向盘只会往有利于他们醉驾的方向“醉驾”。

醉酒驾驶入刑，法律很清醒；慎重追究刑责，法律犯糊涂。当“后果很严重”时才治罪，不能说没有惩戒与警示作用，但有“马后炮”之嫌。诚如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所认为的，醉驾、飙车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不能等到危险行为发生了严重后果再治罪。把危险驾驶行为写入刑法，加大对这种行为处罚的力度，能够起到更好的警示作用和预防犯罪行为发生。更何况，“醉驾入刑”是经过民意的充分发酵，真正施行时，法院、法律与公众都不能动恻隐之心。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