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

一年前，在足球王国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无疑成为大会上最耀眼的明星：与会21个成员国代表毫无异议地一致通过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审议时间则不足区区五分钟！时至今日，也许成功的喜悦还持续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人们依旧激动着、振奋着、自豪着……但是，有一种疑问也一直伴随着这种喜悦和激动而同样萦绕于人们耳际：何为“天地之中”？登封嵩山为何是“天地之中”？“天地之中”与嵩山建筑群又有何关系？从即日起，本报将陆续刊登一批书写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稿件，以飨读者。

在古代，人们大都认为自己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是天地的中心，这是囿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和人们认知能力局限所致。这里所说的“天地之中”是一个集地理、历史、政治、文化乃至宗教信仰、民族感情等诸多因素为一体、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概念。虽然它与地理方位有关系，但更多具有民族历史与文化“圣地”的意味。可以这样理解，“天地之中”因自然(天文、地理)而生，却因文化（历史、政治、精神）而成。理解登封嵩山之所以被称为“天地之中”、嵩山建筑群之所以被冠以“天地之中”，也必须由此契入。

登封嵩山被称为“天地之中”，当然有地理自然因素。中国“天地之中”的观念最早确立于西周早期。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周公姬旦，分封屏藩，制礼作乐，建章立典，在登封阳城“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尺，谓之地中”，“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当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判定阳城就是天下的中心，登封嵩山“天地之中”由此肇始。西周早期有一件非常有名的青铜器——“何尊”，也讲到了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以嵩洛为天下中心、统治民众一事。这是关于嵩洛地区“天地之中”的最早、最真实的记载。《周髀》，是西汉的一部天文数学著作，著名的勾股定理便是由此而出。在这部书中，作者通过周密的计算，以“科学”方法确定了地之中心，它就在阳城（今登封告成——观星台）。东汉大天文学家张衡认为：天地共有一中心，大地的中心自然也就是天球体的中心。他通过观测天象，在《灵宪》一书中最终确定这个中心也在古阳城。《周髀》和《灵宪》，为登封嵩山“天地之中”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最终确立了其无可争辩的“中”的地位。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中原”、“中州”都曾是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代称。作为东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宇宙观的体现， 以登封嵩山为“天地之中”的概念虽历经3000多年，却从未被动摇过，也更不曾被替代过。

登封嵩山成为“天地之中”，还与其长期位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和精神文化的中心区域密切相关。二者对登封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巩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周择“天地之中”建都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其政治中心要靠近夏、商的中心地，取得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西周定都洛邑，一是考虑到洛阳距天室山（即嵩山）不远，是一个具备良好山水组合的上佳的风水环境，便于与“天”的沟通；二是考虑到这里曾是夏都之所在，于此建都便于尽速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周公测日影、定地中、定都洛阳的同时，不但确立了理论上的“天地之中”，还客观上把国都从地理上的“天地之中”相对分离了出来，确立了登封嵩山地区在精神文化意义上的“天地之中”。这种概念的确立，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各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如礼制、建筑、宗教（佛、儒、道）、科技等，无不是在登封嵩山或初创、或鼎盛、或复兴、或为“万流之宗”……达摩、寇谦之、僧一行、郭守敬、程颐、程颢、朱熹、司马光等高僧名儒大家，纷纷会集于此，促成了登封嵩山地区精神文化“中心”的形成。历代帝王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宗教团体和学者们为了争取更深刻的影响力，无一例外地坚守登封嵩山 “天地之中”的理念，从而将这个早期的政权中心逐渐转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地”。

“天地之中”理念从最初的因自然认识而确立，到世俗政治中心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中国”、“中岳”、“中原”、“中庸”乃至中国建筑的布局（对中轴线的追求），无不透散着“天地之中”观念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