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书先生到猪贩

他是百变“地下党”

抗战爆发后，他以一个热血青年教师身份，投身于革命大潮中。当教师时，成为地下进步报纸编辑，随后参加革命，和战友亲手消灭了一个日本鬼子。在白色恐怖下，他化装成猪贩，通过层层关卡，为地下党组织送情报，掩护战友撤退……从教师、商人和猪贩这些角色变换中，让人看到了一名“地下党”对组织的忠诚。他是谁？他就是南阳已故老“地下党”黄子瑞。5月23日，拿着黄子瑞老先生留下的厚厚一摞日记和手稿，他的子女们向记者讲述了父亲“潜伏”期间的件件往事。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1

新婚妻子“拴不住”抗日救亡丈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的父亲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中。”

5月23日上午，在南阳市某干休所，谈起父亲黄子瑞，已近退休的黄丽峰教授颇为感慨。

“我家是教师世家，爷爷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我的父亲黄子瑞受父亲影响，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当起了教书先生。”

“父亲最初并不想当教师，坚决要奔赴延安。后来因为祁仪小学的校长聘请父亲去任教，去延安之事才暂时搁置下来。祁仪小学的校长是位进步人士。”

“但是父亲并不安心，他说服校长改组教师队伍，聘请几位热心抗战的青年人来此任教，把学校办成了当地抗日救亡的中心，甚至还把年仅16岁的妹妹送上了去延安的路程。”

黄丽峰回忆说，祖父当时不理解革命，更为父亲担心，想通过婚姻，把父亲的心“收”回来。

1938年10月的一天，20岁的名叫王瑞芝的女子被花轿抬进了黄家大门。

“可是，祖父的愿望并没达到。就在父亲结婚四五天后的一天晚上，距离父亲家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小屋里，中共唐河县委召集秘密会议，宣布接受父亲入党，同时建立祁仪支部，父亲任支部书记。”

“母亲没有文化，父亲矢志革命，还一心想到延安去。为了使母亲成为同道，父亲决定让母亲在祁仪小学学文化，对家里谎称是回娘家住了。但最终祖父还是知道了，一怒之下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校长，一封给父亲，一封是休书，要将母亲休回娘家。父亲看后很生气，说只有丈夫休妻子，哪有老公公休儿媳妇的？最后母亲没有被休回娘家，却也不能继续留在祁仪小学。”

黄丽峰说，后来，父亲在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母亲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有一次，为了掩护一位女教师撤退，父亲把女教师带回家中，农家妇女出身的母亲不仅不吃醋，还亲手把女教师化装成农村妇女的模样，以便应对路上关卡的盘查。

2

学校成报社，智对伪县长盘查

祁仪小学云集了一批进步青年，宣扬抗日救亡思想的《祁仪间日报》也因此诞生。

在黄子瑞生前所留发黄的手稿《办报记》中，记者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因为祁仪抗敌后援会设在祁仪小学内，大家就推举我做后援会的秘书。当时我提议要办个油印小报，刊登抗日消息，这个提议立即通过了，并由我办理。会后，我就约请祁仪镇的冯子芳帮忙，因为冯先生家有个收音机，能收听抗战消息。”

“暑假时，《祁仪间日报》配合话剧团，做了不少抗日宣传工作。秋天，《祁仪间日报》发起募捐棉背心活动，号召有经济能力的后援会会员和读者，每家给抗日前线将士捐一件棉背心，启事一出，街上的商人、开明绅士纷纷应募，做好崭新的棉背心送到报社。

1938年9月，《祁仪间日报》改组扩大为《桐山日报》，用桐山命名的原因，是考虑将来把桐柏山建成抗日根据地。”

“祁仪几乎成为唐河南部抗日活动的中心，引起了伪县政府的注意，专程往祁仪视察来了。第二天一早，县长起床后到街上察看，发现祁仪小学正在做早操，正在唱‘工农士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县长听了很恼火，对他的随从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是把工人放在前头的。”

“上午，县长到学校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对共产党大骂一阵，骂后还说，祁仪小学宣传抗日，是替共产党宣传等。会场上气氛紧张，显得有些阴森。县长骂后，一名教师就质问县长：我们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对？怎么能说是替共产党宣传？难道只有共产党是抗日的，难道国民党就不抗日？请县长解释这个事情。当时县长无言对答。”

“会议不欢而散后，县长又到教师住室去查看，因为提前已做好准备，县长没有发现什么。”

“伪县长没有查到什么，当然很不甘心，于是就对校长多方刁难，迫使他在四五日内自动离开祁仪。祁仪实验区也就此结束，变成一个普通的联保处。”

3

书生买枪，歼灭一个日本兵

黄子瑞生前留下的手稿很多，分为《教学记》、《入党记》、《办报记》、《武装记》等。

翻开泛黄的《武装记》，里面记录了一群书生在日寇包围下，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并且打死一名日本鬼子兵的经过。

“从1939年初唐南区委成立到1940年，地下党在唐南初步打开了一个掌握武装的局长，我们摸到了枪杆子。”

“1940年夏天，日本兵对唐南一带展开了包围。天下着雨，我所在的大队在胡庄驻扎，战士们在村外放哨时，盘查到了国民党的十来个溃兵，当时他们带有四挺捷克式步枪，四满皮带的子弹，还有一个可供百十号人吃饭的行军铜锅。听说前方及附近有日本兵，这些溃兵很害怕，找我们谈判，想把武器卖给我们。经过商谈，答应给他们20个银元做路费，每人再给两件便衣。摸着捷克枪，大家像打了胜仗一样兴奋。”

有了捷克枪，大家的胆子也大了一些，并有了后面合歼日本兵的事。

“一天雨过天晴，得知祁仪镇的日寇正向西移动，我们便从东边追了上去，想趁机打击一些日本的散兵。那次日本兵转移得很快，后面有一个兵没有跟上。他走出街西，走错了方向，又向西南走去。”

“我们的大队抢先进街，听说有个日本兵落单了，便追了上去。那日本兵背着一支三八枪，很凶的样子，利用一个坟头作掩护向我们射击。真正打起仗来，本地造是不顶事的，我们新得来的四支捷克枪便发挥了作用。两支枪从正面进攻，压着日本兵不能退走，两支枪从左右两边向坟头后面迂回包围。于是，这个日本兵便成了瓮中之鳖。把他打死后，得了一支三八大盖和剩下的子弹，还有身上带的千针衣、小佛像、徽章等物。”

4

装成猪贩，

撕毁情报记在头脑中

1941年，国民党在南阳反共进入高潮。受地下党委派，黄子瑞到枣北区委报到，随身还带着一封信。

“我穿着长衫，保留着小学教师和合作社经理的派头。当晚住在黄山农同志家。山农给我化装成挑担小贩的模样，背着一根扁担，扁担上绑着两根绳子。”

“第二天一早上路，一直往南，经过几次盘查，虽未搜出什么，却让我感到带着书信很不安全。这信原装在口袋里，山农给我化装时，让我穿件稍破的棉袄，把信缝在袖口里。但仍感不安全，于是，走到没人处，我撕开袖口，把信件拆开，认真记熟上面的文字，然后把信毁掉，继续上路。”

“两三天后，走到随县西南的均川镇。我随着一伙五六人的挑担小贩，经过了五六道盘查。快到山顶时，又遇到一次盘查。几个荷枪实弹的兵把同行的小贩盘查后放行了，单独把我留下，说要请他们连长亲自来查。两个兵把我送到山沟一个小庄，连长站在门前，先搜身，然后又叫把棉袄脱下，他正着看反着看一阵，嚓一声把袖口给撕开了，让棉花套子裸露出来，连长又将裤子、鞋底，连扁担、绳子都详细查看一遍。”

“在查问中，我自称是贩猪的，后面还有两个伙计赶着猪，等着我回去。连长说，现在还不能证明你是好人，你得找着你的两个伙计，把猪赶来，我才能放你们过去。有两个赶猪的伙计是当时随口说的，可我往哪里找我的那两个伙计呢？”

在南阳十四中当教师的黄迎霞告诉记者，这些记载，都出自黄子瑞爷爷的亲笔手书。

“爷爷当年没通过盘查，又返回继续当起唐南区委书记。几天后，另几名同志赶到均川，听说盘查情况后，决定将计就计，他们买来12头猪，直接南下，完成了一次保存实力的战略撤退。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期间，我爷爷还扮成合作社经理，建立地下党交通站。”

黄迎霞说，发现爷爷的日记很偶然，前些年听说一名北大的教授买了一些老日记，写日记的人名叫黄子瑞，专门找到北大教授家，把这些流失的日记又买了回来。

“除了手稿外，还有12本日记，里面除了记录工作情况，还有一些文艺作品。我们保存这些日记，一是为了纪念爷爷，二是为以后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