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余则成”潜伏台湾

身份暴露虎口逃生

看了《潜伏》后，许多人对余则成的故事印象至深。在河南郑州，一位已故的老地下党，他的经历堪称河南“余则成”。他深入国民党内部，机智取得第15集团军总司令的信任，办起干训班，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人才。又以河南省银行总经理的身份，在解放开封前，盗取出开封城防工事图，解放武汉前夕，又取得武汉与信阳地区驻军部署和装备情况报告。他还像“余则成”一样，坐飞机去了台湾。在飞机上相谈甚欢的乘客，居然是毛人凤。在台湾，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自己时，靠朋友帮助逃出台湾，转道香港回到大陆。他，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党员杨章武。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智对“摸底谈话”

取得15军司令信任

“我父亲在卢沟桥事变那一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党的早期，就打入了国民党第15军总部，为共产党做事。”

6月14日上午，在郑州北郊金桂苑的家中，杨章武的小女儿杨卫平，一边照顾着老母亲牛文颖，一边向记者谈起父亲的旧事。

“父亲在2001年离世，活到95岁。在世时，他没有留下回忆录，只在1968年写过一篇‘检查’，对一生的经历进行了概述。”杨卫平称，父亲的文字只对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却很少提到自己的功劳。

杨章武在留下的文字中自述，年轻时曾两次东渡留学日本，1937年3月，国内发生“双十二事变”之后回国，投身于全民抗日大潮。1937年8月，国难当头时加入了共产党。

“父亲做地下党时，直接受刘少奇的领导。父亲入党不久，就接到指示，利用与国民党15军司令刘茂恩的社会关系，到国民党第15军搞工作。”

“刘茂恩的大哥和我的爷爷，都是辛亥革命的骨干成员，两家世交很好。因为这层关系，刘接纳了父亲的投奔，先让他做军部参议。为取得刘的信任，父亲在第15军抗日阻击战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当时西安工商日报记者访问了刘，把刘积极抗战的态度表扬了一番。”

“但刘茂恩是个谨慎的人，他在一次私下闲谈中，故意表明自己想投向八路军，以此试探父亲的态度。”杨卫平说，父亲深知国民党将领之间的尔虞我诈，面对刘的“推心置腹”，脑子并没有发热。而是从时局出发，做了一番符合时局的表态。

“当时不知自己的表态是否错误，后来证明那番表态是正确的。”杨章武在自述的文字中称，“刘当时的意图，就是对我的政治面貌进行摸底，摸底后，刘不仅把办干训班的事全部交给我，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不怀疑我是共产党，而且面对蒋介石接到举报对我进行调查时，又以身家性命为我担保，给我工作带来了方便。”

“父亲在15军期间，虽然没有争取让刘茂恩投诚，可刘对八路军相当友好，在国共联合抗日期间，还曾为共产党的部队提供过弹药支持。”杨卫平评价说，父亲在15军工作期间，除了将干训班成员输送到延安，还曾秘密营救了不少革命同志。

延安汇报工作，受到毛主席接见

在《潜伏》里，为了配合余则成的工作，共产党从延安调来一位女游击队长，充任余太太。

现实的地下党生活中，杨章武也曾到延安寻找过未婚妻。他的未婚妻牛文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并早他两年入党。

“父亲和母亲的家庭在当时，算是大户人家。”杨卫平告诉记者，“爷爷杨勉斋16岁中秀才，17岁中举，18岁高中甲申科最年轻的进士。看到社会腐败，爷爷不是留在京城耐心地准备殿试，却坚决地参加了辛亥革命，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26岁当上了河南省议会议长。姥爷家也是书香世家，母亲从小受家庭影响向往革命，同情穷苦民众，初中上的是北仓女中，高中上的是北平师大女附中。在中学时期，受进步教师的引导，母亲成了地下党的交通员，并在1935年读大学时入党。”

相关资料记载，杨章武与牛文颖相识于1937年冬，当时北平沦陷，牛文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流亡在开封，准备和燕大的同学一起去延安。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章武又忙着办干训班，而未婚妻子则随同学去了延安。

“在延安期间，我母亲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来组织上考虑到陕北公学来源复杂，恐其对父亲卧底不利，又调到马列学院。”

但是，未婚妻牛文颖去延安的事情，还是被刘茂恩知道了，他对杨章武说，现在国共关系紧张，牛文颖却去延安学习，这事对你我都不好，快写信让她回来。杨章武随后向组织作了汇报。

为了让未婚妻子回到身边，杨章武还曾秘密到延安寻找。

“父亲到延安总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去汇报在15军办干训班的情况，在延安，父亲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第二天又见到了刘少奇。”杨卫平说，父亲第二次去延安是偷着去的，想让母亲随他回到15军。可母亲不想离开延安，后来组织出面，调令牛文颖回到“白区”，配合父亲开展地下党工作。

“在解放战争中，章武利用刘茂恩（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等人的社会关系，并经组织同意，先后任河南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河南省银行总经理、国大代表，利用这些身份，为党做情报工作。我帮助并掩护章武工作，在外以官太太身份与敌人周旋应酬，在内保管、抄写情报文件。”这是牛文颖晚年对“官太太”生活的深刻记忆。

大战前夕，机智获取城防工事图

“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做地下党时，曾经两次获取城防图，为解放开封和武汉帮了大忙，避免了更多的伤亡和流血。”

6月15日，远在北京的杨章武二儿子杨松林，在电话中谈起父亲，滔滔不绝。

在杨章武的自述中，曾提到两次获取情报的经历。一次是解放开封前，奉命获取城防工事图，由地下交通员转送组织。另一次是渡江战役前，获取了武汉与信阳地区驻军部署和装备情况报告，坐火车星夜送住广州。

“1948年，豫东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奉命解放开封。父亲当时任河南省银行总经理，他接到的任务，就是搞到开封的城防工事图。”杨松林说。

“父亲说，城防工事图掌握在刘茂恩部队的参谋长手里。父亲把参谋长请到家里吃饭，喝到后半夜，参谋长醉倒了。父亲估计到第二天中午他也醒不了，便一早到了参谋部找参谋长。警卫说：‘参谋长昨天就出去了。’父亲就说：‘哦，那我等等他吧。’警卫引父亲进办公室，倒了茶就出去了。父亲翻到城防图的副本，拿了出来。”

“至于父亲如何获取武汉与信阳地区城防图的，父亲没说，我也没问过。”

朋友相助

从台湾死里逃生

“与潜伏里的主人公还有一点惊人的相似，就是父亲最后也被派遣潜伏台湾。父亲说他当时很犹豫。”杨松林告诉记者，老蒋多次接到告密，称父亲是共产党，有些特务还多次扬言，要让父亲消失。甚至还在1949年春天，父亲奉上级命令，策动于右任反蒋，可以说，父亲地下党的身份已经暴露。

“国民党上层早已怀疑章武是共产党，继续潜伏是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当时我们的家上有年迈老母，下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丢下老母妻儿独自赴台，也经过了激烈思想斗争。我想绝不能拉后腿，我拿出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俩一块儿读。他克服了困难，决定冒生命危险去承担任务。我和婆母送他到江边坐船，我们深知这一去的艰险，惜别之情难以言表。”这是妻子牛文颖对当时的回忆，并称是按“不可能回来了”来送别的。

“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他通过关系坐上了去台湾的军用飞机，利用国大代表身份，与同舱的一位乘客交谈起来，并获得了信任。下了飞机一打听，那人竟然是毛人凤。如果毛人凤不让父亲和他的秘书同乘一车，估计父亲无法在台湾入境。”杨松林说。

“到了台湾两天后，一个拜把子朋友，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头目找到父亲，说蒋介石已经下令抓你了，你怎么还没走？父亲想得到刘茂恩的支持，刘茂恩勉强见了父亲一面，态度十分冷淡。父亲感觉在台湾待不住了，他的拜把子朋友亲自开汽车把父亲送上飞机，飞机刚刚起飞，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就封锁了机场。”

“《潜伏》里有个人物叫谢若林，他明知余则成是地下党，却不去告发，只想着卖情报挣钱，这个人物让人很疑惑，觉得太假。通过父亲的经历，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杨松林向记者分析称，譬如父亲坐火车到广州送情报期间，同车的国民党一个监委刘延涛就准确知道了父亲的身份，可他只说破却不告发逮捕，是国民党讲人情吗？父亲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知道国民党要完了，这是给自己留后路！

在送他去台湾机场的路上，朋友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时，说了这样一番话：“章武啊，老朋友不说假话。从我来说，现在不是怕你是共产党，只怕你不是。你是共产党，老朋友将来还有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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