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铁成

核心提示

中华文明15000年前开始孕育，5000年前开始形成。由旧石器到新石器，由游牧穴居到聚落城池，由农业形成到行业分工，由城邦国家到一统王朝，郑州是完整经历并参与创造这一进程的地区。特别是在由氏族社会向国家文明转变的关键时刻，郑州以包罗万象的开放胸襟兼收并蓄，从祖国大地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中脱颖而出，擎起“邦国共主”的大旗，奠定中华文明“一统天下”的基石。

燃起文明之星火

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郑州人脚下的这片土地则是欧亚板块中最先露出海洋的大陆。“五世同堂”的巍巍嵩山向人们诉说着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中国人类大约在距今25万年前后开始迈向智人，而郑州则在至少1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类居住的历史，厚达24米文化层的织机洞向人们展示着一段段人类进化的生动印记。

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大约从距今15000年开始播种萌发，历经万年，在距今5000年前后终开文明之花。这段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历史进程，考古学家们将它分为早、中、晚、末4个时期，其发展跌宕起伏，其演义多姿多彩，其传播似星火燎原，其辉煌若喷薄朝阳。郑州在这场进程中始终担当了瞩目的角色。

距今15000年前~9000年前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明的种子在这一时期播下。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制造原始陶器，磨制石器，驯养家畜，并开始栽培稻子，这种创造力所迸发的文明之火最早在郑州李家沟、怀柔转年、徐水南庄头、道县玉蟾岩、万年仙人洞、英德牛栏洞、桂林甑皮岩等10多个点开始引燃。

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面积3万平方米、出土200多片陶片的郑州李家沟遗址不仅在同类遗址中面积最大，出土陶片最多，而且地层关系非常清晰地标明，李家沟遗址由旧石器时代发展而来，又向其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昂然而去，成为目前已经知道的同时期所有遗址中年代延续最长、地层关系最清晰,内涵最丰富的遗址。其标志的人们从洞穴生活走向平原生活的历史存在具有极其重大的划时代意义。

不同凡响的开创性贡献

距今9000年前~7000年前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文明种子开始萌发，这一时期住房已经出现，聚落已经形成，人口数量已达一定规模，栽培作物除了水稻外，又增添了粟、黍，家畜驯养，又增添了牛、羊、鸡等，新出现的玉器、彩陶、白陶，反映了先民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契刻龟甲、陶祖、骨笛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的人们已开始初步有了精神追求和文化生活。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的区域逐步扩展，在中原地区有裴李岗文化，在西北地区有大地湾文化，在华北地区有磁山文化，在东北地区有兴隆洼文化，在华南地区有彭头山文化，在东南地区有上山文化，在东部地区有后李文化等。在这些文化遗存中，截至目前，发现于郑州的裴李岗文化区域分布和影响最大，发现的遗址已有170多处，其中仅唐户一处遗址面积即有30多万平方米，彰显了这一时期郑州在全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蓬勃之势。

距今7000年前~5000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的种子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破土，茁壮成长。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江淮地区的双墩文化——凌家滩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等，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各个文化区主体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之势犹如百舸争流。这个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开始出现分工，部落成员开始分化，一些中心聚落筑起了防卫性的壕沟和城墙，更多的氏族集团出现了用于战争的武器，到处都有战死者或非正常死亡的乱葬坑，到处都有贵族与贫民的差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了变革。在这些灿若星辰的文化遗墟中，三门峡西坡的庞大墓葬、甘肃秦安的原始殿堂、西安姜寨的向心式聚落布局、浙江河姆渡的雕刻艺术等标志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成就，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城的郑州西山古城、被称为中国最早天象记录的郑州大河村天文绘图、被称为中国最早丝织品实物的郑州青台丝织品遗存等则是这些成就中引人注目的亮色，标志了郑州人不同凡响的开创性贡献。

中华文明在这里奠基

距今5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进入末期，氏族社会发展到了顶峰，原始的刻文、初级的国家组织形态、金属冶铸等元素的出现，表明文明已经悄然到来，社会正在迈向国家的门槛。

继郑州西山古城、湖南城头山古城之后，这一时期各地涌现出一批城池，中国开始进入城邦国家时代，在血与火的较量中，一些部落城邦迅速强大，一些部落氏族瞬间衰亡，演绎了一幕幕群雄并起、英豪悲歌的大戏。东北红山文明的庞大神庙、雄伟祭坛将氏族社会的庙堂大典推向顶峰。江浙良渚文明的恢宏城池、精美玉雕谱就了邦国时代无与伦比的绝唱。还有山东龙山文明的黑陶、湖北石家河文明的刻文、甘肃马家窑文明的彩陶等，争奇斗艳，叹为观止。然而，这些在不同土壤和环境中萌生、成长的文明元素的能量积累，却导致了不平衡的发生，短短的瞬间，这些环绕在中原地区周围、文明发展甚至超越中原的辉煌邦国，如过眼浮云转瞬消失，甚至不知所终。与此相反，被称作华夏的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在蓄势之后，步履铿锵地扎实快行，迅速崛起。她凭借通衢八方的优越区位，融天下各方文化、思想于一炉，将自己的文明推向高峰，将自己的辉煌播向四方。

考古发现表明，约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孕育了近万年的多方文明元素在中原汇聚、碰撞后开始蝶变，选择这里进行大踏步突破。而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在融会各地文明后也涅槃再生，开始强烈辐射外邦，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一统”。终于，在公元前21世纪前后，生活在郑州的夏部落凭借包罗万象的开放胸襟在众多邦国中脱颖而出，成为“邦国共主”。以夏部落统治中原并控御周边地区为标志，邦国时代退场了，王国时代开始了，邦国时代各区域的“多元文明”也随之被王国时代夏王朝的“一体文明”所主导，“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最终在郑州完成奠基。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中华文明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随后中华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