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铁成

核心提示

凭借自古中天下而立的优越区位，郑州一直是中国文化交流的十字要冲。在八面来风中，郑州这片文化沃土，孕育了中华朴素原始之哲学思维，肇始了儒、释、道之微言大义，诵唱了脍炙人口的《诗经·郑风》，铸造了千古不朽的唐诗之魂，树立起一座座中国文化丰碑。

孕育中华朴素原始之哲学思维

在郑州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处绵延起伏的邙岭之巅，有一方平整如镜的高台，5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伏羲常常伫立于此，凝视滔滔黄河与滚滚洛河之汇流，巡察日月星辰四季交替之时令，思虑人间沧桑之无常，探寻万物变化之规律，于是世上有了清浊交汇的阴阳鱼之分，有了运行有序的八卦数理。中国远古社会最原始最朴素的哲学思想诞生了。如今这里5000年前的丰厚人类遗存历历在目，那方被人们唤作“伏羲台”的神圣高坛仍静静注视着千变万化的沧海桑田，让人们体味牢记世界上有白即有黑、有长即有短那相对呼应的永恒定律。

大约公元60年前后，在东汉都城洛阳通往东方的路上，飘然而行两位卷发赫面的智者，他们面色肃穆地巡视着面前的山山水水，最后定格在了一片群山环抱的清幽峡谷。不久，这个位居今日郑州境内名唤青龙山的地方出现一座简朴庵棚，两位智者即此梦圆天国。许多年过去了，庵棚变成了一座宏伟寺院，这座建于公元65年名为“慈云寺”的院内碑刻记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轶事。两位智者名为摄摩腾、竺法兰，是汉明帝从西域迎来的两位佛学高僧，他们用白马驮来了佛教经卷，开始将诞生于印度的佛法播于东方。在汉家天子为他们安顿的洛阳城西门外专以接待国外宾客的鸿胪寺，他们将佛家的精义汉化后，便寻求清幽之处讲经说法，慈云寺成为二者终选之所，自此中外交流史上也是佛教传播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故事有了开端。郑州诞生了慈云寺，慈云寺因为摄摩腾、竺法兰创建而与鸿胪寺（后改为白马寺）一同成为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生根发芽的“净土”。被中国佛教界高僧大德尊为“释源”、“祖庭”。郑州不仅一座慈云寺，随后建立的法王寺、会善寺、超化寺、永泰寺特别是少林寺，更是将佛教真谛中国化演绎到极致，今日仍深深影响着世界的东方。

肇始了儒、释、道之微言大义

东汉末年，一位出生于沛国的洛阳太学生形色匆匆地来到嵩山，他的后人追记了他的这次行踪，入嵩山石室，得《三皇内文》、《九鼎太清丹经》等，悉心修炼，隐斋九年，真降道成，号曰天师。此入嵩山石室修道之人便是道家创始人张陵。张陵自嵩山修行后入四川鹤鸣山著书立说，开创“五斗米教”，竖起了中国道教的大旗。然而一种学说为天下所接受并非易事，道教传播历经坎坷。到了北魏时期，嵩山信徒寇谦之决心改造教规。他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山，授他“天师之位”，送他《云中音诵新科之戒》20卷，借此高扬改革大旗，他吸收了儒家学说和已传至中国并盛行起来的佛教经律及斋戒仪式，取消“五斗米”入教的门槛，把道教改造成统治集团和一般百姓都能接受的全新教门。郑州嵩山给道教创立者以灵感，又使道教在困境中迈向坦途。今日中岳庙以巍峨壮观的庙舍显示郑州在道教兴衰过程的历史地位，《中岳嵩高灵庙碑》等金石名碣更是向人们传颂着寇谦之等人在传承光大道教中的丰功。

还是在郑州嵩山，北宋年间在太室之阳皇家建起了东西并列两处既幽静又喧闹的院舍。西为嵩阳书院，东为崇福宫。这是东京汴梁、西京洛阳之间景色最为优美的处所。重文轻武的大宋王朝在这里建起了它的学术研究中心和学问传播中心。嵩山自古即为天下圣山，历代君王常到嵩山游幸封禅，故此有很多胸怀大志之人隐居于此，寻找接近皇权、实现终生抱负的“钟南捷径”。北宋嵩山文坛的设立，使天下才俊趋之若鹜。在北宋存在的167年间，汴京、洛阳通往嵩山的官道上，来来往往充盈胸怀抱负之学子，既有名达天下的鸿儒大家，更有求知若渴的莘莘书生。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吕海、韩维、朱熹、李纲、晁补之、张来、黄彦等几乎所有北宋学问名流云集嵩山，他们或为嵩阳书院讲授，或为崇福宫提督，一时间，嵩阳学界各派学说异彩纷呈，出现了自汉代儒学独尊以来所没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种论剑驳辩中，儒学迎来了自孔子、董仲舒之后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峰——程朱理学。西汉以后，历经佛教传入、道教兴起，至唐宋，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这就为新儒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二程教授嵩阳书院，改革传统的“九经”，吸收已经成熟的禅学和道家思想，把“天理”观念推到极致。后来朱熹又继承创新了二程新儒学，形成具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孔孟新学——理学。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登峰造极，对此后中国1000年社会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嵩阳书院不仅成为程朱理学发源地，也因在理学人才培养、理学思想传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

郑州人堪称唐诗诗坛之坛主

名山中岳铸造了郑州人雄浑豪放的性格，大川黄河哺育了郑州人瑰丽多姿的情怀，这性格和情怀使郑州人自古便充满了激情，敢爱、敢恨、敢说、敢唱，当华夏民族开始用诗的语言抒发情感的时候，郑州人成为第一波唱合中最拔萃的方阵。

一部《诗经》记录了中国3000年前人们心灵的倾诉，其中的十五国160首吟唱中郑州人的诗作竟然占了六分之一，这25首炽热的肺腑之作，或对爱人倾诉深深的爱慕，或对亲人遥唱心中的思念，或对美好生活抒发热烈的颂赞，或对社会的不公表达强烈的鞭笞。无论情、无论爱、无论恨、无论思，郑州人以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淋漓尽致地唱出了心中的痛快，助推中国文学发展铸起第一座高山。汉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精彩篇章。郑州人潘安不仅貌美，其作赋更是拔乎其萃，所作《秋兴赋》、《闲居赋》、《思旧赋》辞藻优美，充满情感，登魏晋辞赋之顶峰。特别是《悼亡诗》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悼亡题材的开先河之作，历代被推为第一，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唐代是中国古典诗作发展的顶峰，郑州人堪称唐诗诗坛之坛主。“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有诗圣之誉的杜甫，出生成长在郑州巩义，其诗以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为社稷忧、为百姓呼是杜诗的根本，其古体诗和近体诗都臻于妙境和化境，以卓越的文学成就成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世界文化名人”。白居易是出生成长在郑州新郑的另一位诗坛大家，他的诗作与时代紧扣，与人民同行，尤其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义，取得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其叙事诗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行》”，是白诗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的生动体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念念不忘自己是郑州荥阳人的刘禹锡，一生仕途跌宕，然从未自甘沉沦。其诗无论短章长篇，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格调激越，充满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具有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向为志士仁人铭志左右。与郑州纠葛一生并病逝于此的晚唐诗人李商隐，以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诗风名扬诗坛，其发展创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成为古代情诗中无人逾越的高峰。唐诗三大家，郑州有其二，更有刘禹锡、李商隐等诗杰助唱，引领中国古代文学迈向诗作的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