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故宫失窃案17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审。28岁的山东农民石柏魁盗窃9件展品后逃跑，丢弃的3件展品至今未找回。犯罪嫌疑人石柏魁在庭审中承认了盗窃事实，公诉机关建议法院判处石柏魁有期徒刑13年至15年。

庭审中，公诉人出示新的证据显示，9件展品购入价165万元，投保价格是41万元。辩护人黄长勇不认可，“若是仿制品更不值钱”，他以石柏魁临时起意、故宫安防不严密、社会危害不大为由，为石柏魁做轻罪辩护。

庭审现场

没有预谋，偷展品只因喜欢

17日9时30分，身穿橘黄色号服的石柏魁被带上法庭。因为身高只有1.58米，石柏魁与旁边的法警相差悬殊。面对媒体的一堆长枪短炮，石柏魁迟疑了一下，低头走上被告人席上。

石柏魁的姐姐和哥哥到庭旁听。庭审中，他的姐姐把红色羽绒服的帽子戴上，帽檐压得很低，身体前倾，抓着椅子扶手。而他的哥哥显得很淡定，表情平静，眼睛直视前边10多米的弟弟。

在庭审中，石柏魁显得很紧张，整个人缩在凳子里，回答法官问题声音发颤，每个问题都要想想才说。

“属实。”石柏魁认可指控。随后石柏魁说，他到故宫前并没想偷窃，为此公诉人几次问道：“你以前在公安机关多次供述，在去故宫前就想好了要盗窃，可是今天却说是临时起意，怎么解释？”

“以前，怎么说呢——”石柏魁不断呢喃，低头沉默起来。石柏魁的辩护人黄长勇提出异议，他说在公安机关的9次笔录中，石柏魁的前后供述不一，并非一直承认是预谋。

庭审中，石柏魁多次说自己没有预谋，他说自己偷展品时没考虑其他的，只是喜欢所以才拿的。

逃出故宫时，石柏魁身上只剩下4件展品。他次日来到大钟寺古玩市场找到了一个店主，问手中的“东西”能不能换点钱，对方称不值钱，石柏魁悻悻离去。

“我好不容易拿出来的，没想到白忙活了。”石柏魁在法庭上说，他当时越想越气，就随手将手中3件展品丢弃在路边的垃圾桶内，1件扔在了马路边。这4件展品，后有1件被起获，其余3件至今未能找到。

9件展品购入价165万元

此前，检方称经核实，香港两依藏博物馆为被盗的9件展品投保金额共计41万元，其中3件丢失的被盗物品投保金额共计15万元。

庭审中，公诉人出示新的证据显示，9件展品购入价165万元，投保价格是41万元。

“公诉人出示的保险单应该是所有展品的价值总和，并非这9件展品购入价，不予认可。”辩护人说。

庭审前，黄长勇表示，石柏魁被抓后压力很大。此前他并不知道在故宫偷窃性质严重。

黄长勇说，他希望法院给石柏魁一个公正判决。

对话石柏魁

因为躲雨才想起偷窃

公诉人：你去过几次故宫？

石：两次。第一次只转了三大殿，偏殿都没去，所以就想再去。

公诉人：怎么想起偷展品的？

石：当时看到这些展品也没想到偷。后来下雨了，在那儿躲雨才想偷。

公诉人：怎么拉的电闸？

石：我躲在小屋里，头上的电闸一直嗡嗡响，很烦人。我当时害怕就把闸拉了。

公诉人：怎么进的展室？

石：我用手敲了一下，那墙很薄，就踹开进去了。里面特别黑，好在一个柜子上有个手电筒。展柜玻璃很厚，柜子后面有门，可以拉开。

公诉人：为什么拿那几件东西？

石：东西很多，我拿不了，就随便揣了几件。

公诉人：东西都放在哪儿了？

石：当时我嘴里叼着一个大的，手里拿着一个大的，其余的放在兜里。

公诉人：你知道那些东西值钱吗？

石：我没觉得值钱，就是觉得好看。

碰上保安，趁他不注意跑了

公诉人：怎么逃跑的？

石：我翻墙出去的，当时墙上有一大段电缆，我就顺着线跳下去。跑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穿保安服的男的。我说自己是游客，因为下雨睡着了，现在迷路想出去。

当时，我穿的衣服是紧身的，兜里东西太多，显得鼓鼓的，看见那人过来，我就顺手扔了一件展品。当时那人说要打电话，让人来把我送出去，我趁他不注意就跑了。

公诉人：怎么上的故宫外墙？

石：那人撵着跑了一会儿，就不追了。我就顺着竹林跑到了大墙上。当时看见下边有光，有人追。我着急往下跳，看见前边有棵树，我就跳下去了，当时摔蒙了。

律师说法

开庭前他担心被判死刑

“面对审判，石柏魁现在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他认为自己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想不到自己究竟会面临什么刑罚。”记者16日采访了石柏魁的辩护律师黄长勇，黄律师介绍说，开庭前在看守所的一次会见中，石柏魁神情忧虑地问他，自己会不会被判死刑。

黄律师明确告知不会判死刑，因为就在其作案一星期之前——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针对盗窃罪已经取消了死刑。但石柏魁仍将信将疑地对黄律师说：你可别故意安慰我。直到黄律师反复说明后，石柏魁才露出了一点宽慰的神情。

说起对石柏魁的印象，黄律师认为这个所谓的“故宫大盗”几乎像孩子一样懵懂无知。故宫是文物重地，而石柏魁在作案前对此毫无概念，对他来说这里仅仅意味着“有值钱的东西”。石柏魁在被抓后说，他直到关进看守所，听到别人的议论，才知道自己闯了这么大的祸。

控辩争议

故宫内偷盗，该不该罪加一等？

被盗展品价值无法确定

盗窃罪的定罪量刑主要是根据盗窃数额。但石柏魁的起诉书上并没有给出被盗展品的价值。

对此，黄律师说，之所以没有确定盗窃数额，主要是价格鉴定部门无法对被盗的9件展品的价值作出鉴定结论。

据了解，涉案艺术品都是香港两依藏博物馆早年拍卖得来的，但该博物馆既没有保留当初的交易票据，也不能提供关于材质的原始资料，相关生产厂家早已不存在了，其是否出自名家之手更无从考证。由于艺术品不宜进行破坏性鉴定，所以连含金量等鉴定数据都无法得到。

在石柏魁案中，由于盗窃数额无法直接确定，检方在起诉书中未予评价，而是直接以石柏魁“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作出指控。

不过，石柏魁的辩护人黄律师对控方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实施盗窃”，就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控方：盗故宫就该重判

据记者了解，检方将石柏魁案定性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是考虑到盗窃地点特殊，社会影响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

对于盗窃文物及盗窃故宫，我国刑法并没有单独设立罪名，统一适用盗窃罪。

不过，在司法解释中，到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盗窃珍贵文物，仍是重点考虑的情节。即“以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盗窃未遂也“应当定罪处罚”。

辩方：所盗并非文物

黄律师认为，如果认定石柏魁有多次盗窃行为，可以定为“情节严重”，但如果以“在故宫内盗窃”，就认定石柏魁“情节特别严重”，明显缺乏法律依据。黄律师强调，在情节上，石柏魁盗取的是在故宫内展出的私人藏品，应当参考司法解释中关于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之规定，其性质不属于“盗窃金融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故宫盗宝案都是以故宫文物为盗窃对象，与石柏魁案的性质并不相同。从石柏魁偷盗行为本身来说，无论是具体情节还是犯罪后果，都不构成法律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本案引起巨大社会关注的原因是故宫这样一个防卫森严的文物重地，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正是由于故宫疏于防范，才对故宫的形象造成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不能把社会影响责任全都推到盗窃人石柏魁身上，而据此加重他的刑事责任，认定他‘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这不符合刑法原理。”黄律师说。

据《法制晚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