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重庆）

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在她看来，自己的工资水平连“小康”都达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北漂”小姚也表示，自己税前收入约7500元,扣除各种税费后，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生活在北京让他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人们普遍有一个疑问，北京人均GDP已达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为什么生活于北京的“我”还是不富裕？

（2月27日《新京报》）

这样的焦虑与疑问，恐怕并不仅存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许多身处都市，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奔波的人们而言，怎样获得一条安全的底线，怎么达到一种对未来稳定的预期，显然越来越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

的确，人们可以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多财富，但缺乏福利兜底，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对财富的无情消解，都令“因病返贫”、“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的故事，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隐忧。某种程度来说，“月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不是大城市里中高收入者的矫情，而是与危机感紧密相连的写照。对于瞬间赤贫的恐惧，对于福利保障的担忧，对于权利缺失的困扰，都成为城市人尤其是中产者疯狂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与动力。

这种压力之下，“没有安全感”，不是一种群体心理失衡，而是切实困扰下，人们面对未来人生的集体困惑。当个体对未来与命运愈发不可把控、难以预期的时候，公共管理者就应该以福利兜底、权利保障、公平建构的姿态，站在民生福祉的角度，践行公共责任，还利于民，让集体困惑回归正常轨道。一个正常的社会，也理应通过这种制度建设，培育公众的心理归属与认同感，给人们一个安全的底线，一个稳定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