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杨健明从没想过，自己的求医之路会如此一波三折。为了治疗骶骨肿瘤，他从老家广东到北京某三甲医院，却发现需要自己搞定手术备血。“医院血库没血了。”3月15日，杨健明刚住进医院，就接到这样的通知。医生说，他必须先联系亲朋好友，到北京血液中心献血4800毫升，才能排期手术。

杨健明感觉这有点像“条件交换”，但在医务人员口中，这叫“互助献血”。杨健明发现，在自己住的病房和邻近病房里，“个个都需要互助献血”。

要筹集4800毫升的血液，对在北京举目无亲的杨健明并非易事。实际上，这与一个成年人全身血液总量相差无几。他与大夫“讨价还价”，最终得到的答复是“献2400毫升也可以”。他还试着进一步表明困难，但大夫只是回答：“你一定有办法的。”

在病床上，杨健明只能不断打电话，发微博。他一心盼着尽早做上手术，但忙碌张罗的间隙，这个年轻人急切地想弄明白，在互助献血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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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去血站互助献血后，自己才能得以输血

发出同样疑问的不只杨健明。千里之外，湖南郴州的陈丽君也被互助献血弄得晕头转向。

3月20日，陈丽君带着3岁半的女儿到医院输血。孩子患有地中海贫血，每20天需要输一次红细胞，此前已接受过55次输血。没想到的是，陈丽君这次却遇到了新情况：医生通知她，必须先找人到郴州市中心血站互助献血，医院才能给孩子输血。她与丈夫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献血，家中老人又过了法定献血年龄。她不断哀求大夫“通融一下”，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可以”。

事实上，互助献血并不是新鲜事物。江苏省血液中心研究员梁文飚介绍，1998年施行的《献血法》已经将互助献血“认可为无偿献血的一种方式”。《献血法》第15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然而，梁文飚观察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数十字的规定并没有真正“用起来”，直到最近两三年，血液供应越发紧张，变化才悄然发生。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也认为，将法规在现实中激活的是近年频频出现的“血荒”。在他的记忆中，2010年以前，全国血液采集量每年以10%至15%递增，直到2010年年底，增速陡然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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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纷纷启动或推广互助献血，让僧人自己找粥

卫生部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但与此同时，全国临床用血量依旧维持高速增长。

刘江和梁文飚都发现，采血量的增幅“怎么也赶不上医院用血量增加的速度”。就在一周前，梁文飚从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处得知，因为供血不足，该院去年一共停止或暂缓了700多台手术。

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全国各地纷纷启动或推广互助献血，让僧人自己找粥。

去年9月，青岛市正式推广互助献血。该市中心血站站长赵林介绍，当血站库存低于5天用血量时，血站就会对医院实行控制发血，但如果某个病人组织亲友到血站献血，血站会针对该病人，向医院优先调配合适的血液。

据记者调查，眼下全国各地互助献血模式都与青岛相似，但“给予压力”的方法各不相同。

据刘江介绍，2010年，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通过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为3000单位（每单位200毫升），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0000单位。

上海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市没有单独统计互助献血的相关数据。但根据上海一血站估算，目前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占上海整体供血量的比例已接近15%。

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则介绍，去年下半年以来，广州互助献血而来的血量占整体供血量10%左右。而对江苏的情况，梁文飚则拒绝透露具体数据，只是表示“比例非常大”。“我们工作人员看了都比较吃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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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介于违规与不违规之间，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

住院12天后，杨健明终于凑足了血量。他发动了所有人脉关系，又让朋友帮忙牵线搭桥，才在北京找到5个朋友和老乡，这些人为他献血1000毫升。另外一部分，杨健明自掏腰包，花了3000多元从“血头”处雇人献血，最终凑了2200毫升。大夫第二天就为他安排了手术。

陈丽君说，在广州，一些与她相熟的地贫患儿父母已经开始求助“血头”。

借着互助献血制度的漏洞，被《献血法》认定为违法行为的卖血组织获得了另一片生存天地。这个现象近年被媒体屡次曝光，但始终禁而不止。记者发现，在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常有疑似“血头”徘徊，谈论着最近的“生意”。就连医务人员，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

“这其实是介于违规与不违规之间，病人与医院的互动，是个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某直辖市血液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评价互助献血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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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助献血制度之下，“免费用血”走入尴尬境地

眼下，掌管这片灰色地带的主要文件是卫生部在1999年颁布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和2000年印发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但文件仅规范了互助献血的大致流程，对于具体细则，全国各地都在摸索中各自制定。

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表示，病人用血量和亲友献血量之间“没有必然关联”，“互助献血没有血型限制”。上海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相同答案。

刘江则介绍说，在北京，互助献血实行“等量返回”。“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亲友来献多少，我给你多少，血型不合适的话我给你调。”

80后北京人刘永杰曾两次无偿献血，至今累计献血400毫升。献血车上的工作人员提醒说以后他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可以根据不同条件“免费用血”。

但今年春节过后，刘永杰的母亲在北京住院准备做手术时，大夫却告诉他，“以前的无偿献血证都没用了，现在我们没有血，你要再去献血。”

根据《献血法》规定，目前全国各地都为无偿献血者、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制定了不同比例的免费用血政策。但在互助献血制度之下，“免费用血”却走入了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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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互助献血，大家对无偿献血可能都有点不理解了

14年前，《献血法》的施行划下了中国献血制度的分水岭，无偿献血正式取代有偿献血。直到2006年前后，全国各地陆续叫停计划献血，真正的无偿献血才开始实行。

让梁文飚感到担忧的是，“因为互助献血，大家对无偿献血可能都有点不理解了”。在互助献血的制度之下，献血与用血的问题似乎成了一团乱麻，越理越乱。梁文斌认为，眼下用互助献血来应对血荒“是个下策”。“我们走回头路了。”他说。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