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超2/3省份现省委常委三级跳现象

其中黑龙江省人数最多

自2011年10月以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先后顺利进行了换届工作，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地方组织基础。此次地方换届的突出年龄结构特点是：“50后”仍然是中流砥柱，“60后”表现为年富力强，“70后”开始崭露头角，年轻干部的成长梯队基本形成。

百余名“60后”任省委常委

在本轮地方换届过程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后”省委常委所在的群体格外受到关注。据统计，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换届工作结束后，共产生1960年(含)后出生的省级常委近120名，约占所有省级常委人数的30%，其中最年轻者是1968年7月出生、年仅44岁，目前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杨岳。

目前，已有百余名“60后”担任省委常委，其中6名走上了省委或省政府一把手的位置，8名出任省委专职副书记。

在中国地方政治生态中，除党委和政府一把手以外的党委常委，在行政级别上与同级的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相同。但由于党委常委会是地方的决策核心，特别是2004年后，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因此，与当地同级别的其他官员相比，党委常委的“含金量”更高。

从本轮省级地方党委换届后的公开资料中发现，至少有30余名“60后”省委常委2002年时还仅为厅级副职，约占“60后”省委常委总人数中的1/4。从副厅级到副部级，虽然需要上两级台阶，但由于省委常委职能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完成了“三级跳”。

“三级跳”现象在全国超过2/3的省份中都已出现，单省人数较多的是黑龙江。

年轻干部从哪里来？

分析“60后”省委常委的公开简历，大致可以看出各省产生年轻干部比较集中的4个领域。

第一是艰苦地区。比如“60后”省委常委涌现比较集中的，多是如新疆、内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自治区或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由于艰苦地区往往存在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成熟度不高等情况，所以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些不利条件又恰好为年轻干部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第二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相比较于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绩效指标更加清晰，人才晋升的体制机制更加灵活，这是有利于具备经营管理或专业特长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是中央机关。在我国的政治架构中，上一级机关与下一级地方党委政府的正副领导在职级上呈对应关系，但竞争的激烈程度则大不同。在中央机关内更容易解决“级别”。不过，机关干部外放地方，一般需要得到所在单位和接收地两方面的首肯，因此，地方同意接收的干部也往往是能技压群雄，综合能力较当地同龄或同级竞争者更加突出。

第四是共青团系统。《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就决定了共青团的职能除了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以外，还是锻炼年轻干部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意味着团干部与相同级别的其他系统官员相比更容易显现出年龄的优势。

“70后”正厅多在中西部

如果从1970年出生的廖飞在2003年1月就任贵州团省委书记算起，“70后”正厅级官员步入中国政坛已有近10年时间。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一群体绝大部分虽然仍然集中于4块“高产田”内，但同时更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多在艰苦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历练，二是较多具有共青团工作经历。

廖飞离开团系统后，先后担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兴仁县委书记(保留正厅长级)等职，现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代理州长。

全国首名“70后”地级市市长是地处小兴安岭北麓，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市长张恩亮。他27岁便就任大兴安岭行署审计局副局长，从1999年起先后在团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岗位上锻炼12年，2011年初任现职。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在全国各地市级党政机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70后”干部就已近30名。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