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幸福感需要物质支撑，更需权利支点，否则，离开权利和尊严支撑的农民工幸福感只能是一种虚幻，并且，可能造成一方面是农民工幸福感的“被提升”，另一方面是农民工的精神需求被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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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稍有提升，但与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幸福感数据有所下降。这是2月27日出炉的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报告中透露的信息。这项报告是对全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的2011名农民工进行电话调查后得出的。

（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尽管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所上升，但在具体幸福感分类上，提升的主要是生活水平、健康状况等生存需求的满足感，而在社会参与、社会地位幸福感方面，数据出现了不小的下降，并且，大多数农民工对因为社交缺失带来的自身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下降感到失望。简单说，农民工人员物质需求方面的幸福感在上升，但这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关，相反，在精神需求尤其是权利保障方面却在下降，可以认为，农民工的地位依旧。

常识告诉我们，农民工幸福感需要物质支撑，更需权利支点，否则，离开权利和尊严支撑的农民工幸福感只能是一种虚幻，并且，可能造成一方面是农民工幸福感的“被提升”，另一方面是农民工的精神需求被熟视无睹。

现在农民工的负面情绪增加，在笔者看来，实质就是作为夹心层，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和社会之外，这导致他们在心理上抵御城市社会，甚至产生与之对立的亚文化，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因此，如何防止“农民工的负面情绪增加”，甚至产生反社会情绪，就成为全社会需要思考的严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