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1971年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那时候哥哥病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20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着一栋栋高楼、一排排平房，沮丧极了。

到家时天已黑了。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当母亲听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8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更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连队，我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父亲生我气了。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当时，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而父亲已经退休了。

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不但逼我承认是汉奸特务，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我横下一条心，诬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认……”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

而今天，我时常回忆起父亲与茶、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荣成,出生于哈尔滨市,现居北京。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