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前以色列士兵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Vi◇θrθ，其成员隐姓埋名，活跃在非洲热点地区，以偷拍手段记录暴力政权官员侵犯人权的罪行，然后提供给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发布。为了避险，它以极端秘密和严密的方式运作了三年，如今首次接受采访，把自己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

非洲某处，一名白人男子站起来，要去卫生间。他抓住身边一个带轮箱子的把手，拖着它走过砖地，下了一溜台阶，走到小便池旁。完事之后，又拖着箱子爬上台阶，回到桌旁，箱子放在身边伸手可及之处。

他从不让箱子离开视线。这箱子就是他的生命，它还影响着其他许多人的生死。如果它落到不合适的人手中，后果将很严重，一些人会因此受到酷刑折磨，甚至遇害。正因为此，我们不能告诉你他坐在哪里，姓甚名谁，也不能透露他和家人的居住地。他不在家时，妻子通常处于焦虑之中，但他在家时她又常常火冒三丈，因为他总为工作分心～～～他随身带着九部手机，来电不断。电话那头的人常常远在数千公里之外，有性命之忧，无人可投，只能找他。每当此时，他就要做出决定～～～提供建议或指导，而这往往造成生死之别。

我们姑且叫他卡洛斯。根据卡洛斯的叙述，他在罗马尼亚长大，当过兵，现在30多岁。2013年春，我们在非洲某机场见面时，他叮嘱我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要提他的名字，尤其是在他同事面前，因为同事知道的都是他各种化名。过了一会儿，卡洛斯的同事奥林·雅科布维奇(奔名)来到。雅科布维奇42岁，曾是一名以色列士兵，现仍保持着军人姿态。他开着一辆租来的车，带我们穿过城市。路上他不停观察后视镜。“没人跟踪，”他说。这种谨慎是有理由的:卡洛斯和雅科布维奇运作着一个开创性的人权组织，它利用录像～～～有些是通过公开渠道获取，有些是偷拍的～～～讲述人们在暴力政权下受苦的故事。在秘密运转了三年之后，两人决定让我们一窥这个组织～～～Videre～～～的真容。

Videre的名字来自拉T谚语“Videreestcredere”，意为“眼见为实”，其使命是揭发暴政，方式是由行动者拍摄和记录侵犯人权的行为，必要时可以偷拍，像情报机构那样跟踪独裁者及其手下的活动。Videre在好几个非洲国家运作，在某个特别动荡的国家尤其活跃。Videre有大约120名人权工作者(称为“调查员”)在该国活动，分成若干小组，独立运作。“有点像‘基地’网络，”卡洛斯解释说，说完才觉得这种比方不太恰当。他想到的另一个类似组织是“临时爱尔兰共和军”，这个北爱非法武装组织分组行动，对其他小组完全不了解，任何一名成员被抓，都无法供出其他小组的情况。

作为行动总指挥，卡洛斯觉得自己对“调查员”及支持他们的志愿者和员工负有责任。他搭乘长途班机来往于非洲热点地区、自家以及Videre在伦敦的总部。他说自己在飞机上总是很焦虑，不是因为害怕飞行，而是因为他身在空中时，他认识的某个人也可能遇到麻烦，而他却无法提供帮助。

去年春，一名“调查员”在拍摄时被发现，导致另外一名Videre成员也被抓。在拷打和暴力审讯之下，后者说出了Videre的名字。此后那个国家的安全部门知道了卡洛斯的存在，虽然还不清楚他的真名。

雅科布维奇说，携带摄像机的人权工作者有时面对的风险更低，因为对方知道暴行可能会被记录下来。但是，一些人已经被盯上，一些人已被抓捕。有鉴于此，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卡洛斯等人尽量把摄像机藏在隐蔽处。设备必须简单易用，拍摄者本身可能就不精通偷拍或者科技，压力环境下更容易失常。

卡洛斯此行主要目的是向调查员展示最新的偷拍设备。Videre调查员通常使用中国制造的间谍摄像机～～～看上去就像一根记忆棒，配有小小的充电电池，储存是用SD卡。这种设备可以别在衬衣口袋里，但镜头得露在外面才能工作，这让许多偷拍者身陷险境。不少非洲国家知道自己受到人权组织关注，一些政界人物和民兵武装成员都会发出严厉警告，参与集会的人受到反复告诫:“这是一场政治集会，明白吗?是家务事。谁都不能拍，因为这是自家事。如果抓到你在偷拍，你就麻烦了。”

卡洛斯常拆开偷拍设备，重新设计。如果好用，就大量生产。他做过一个橡胶的耶◇受难像，里面是相机，十字架中心位置就是针孔镜头，但使用者反馈说它太笨重显眼，于是卡洛斯又进行了改造。今天晚上，他和雅科布维奇就要前往一个秘密地点，与“调查员”会面。

V

idere成立于2008年，创建者是两名以色列人～～～雅科布维奇和弗鲁什曼。他们之前虽互不认识，却在相同的时间产生了相似的想法。雅科布维奇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右翼社区长大，青少年时期全身心拥护以色列民族主义。“阿拉伯人不存在，他们在那儿，但没有权利，不配建国。”他这样概括自己以前的观点。他热切地要参军，还没报名就自己开始训练，以便成为优秀士兵，在部队他很快升职，成为军官。

他说，在加沙服役时，他从未近距离杀过人，但肯定对人开过枪。“在黎巴嫩边境，有恐怖分子过来了，你会蹲下来，扣动扳机……”他说。不过，大部分时候，他的任务是搜集情报。

最终让他对以色列事业产生幻灭感的并非某个具体的可怕事件或残酷行径，但他逐渐意识到他每天所做的一切～～～比如在检查站搜查男女老幼～～～只会催生更多仇恨和敌人，从而可能催生更多恐怖主义。他说战友将所有阿拉伯人都视为敌人，普通的以色列年轻人可以瞬间从怜悯转向残忍。“我渐渐意识到有些事情大错特错。”后来他拒绝去西岸执行一项秘密反恐任务，被关了一个月。

服役结束后，他退了伍，决定成为电影制作人。他觉得这样可以改变世界，当然也有机会结识女孩子，“我觉得电影制作很酷……总比说你是个银行家强。”他从未上过电影学校～～～因为负担不起～～～于是借了贷款，买了摄像机，开始干活，先是拍了一系列纪录片，希望能够引起以色列人的共鸣。一部是关于贝都因人的，一部是关于巴勒斯坦人教育的，还有一部关于精神病人i治疗的。他确实遇到了一些女孩儿，但是世界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他开始感到失望。

下转B03